发生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一年以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一个多月以后的西安事变，是中国革命时局转换的枢纽性节点，是中国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柳暗花明开新局的历史性机遇。然而，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是与以为领袖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适时进行政策和策略的调整分不开的，是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人识机、造机、握机和夺机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在长征中确立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没有经过长征锻炼而使我们党在理论、路线、政策、策略上走向成熟，西安事变非但不能成为我们党和中华民族命运的转机，反而会成为一场灾难。

　　一、慧眼识机诗言志，开创革命新局面激情满怀

　　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宝。最早认识并陆续提出这三宝的是。但不幸的是，从建党之初到遵义会议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长期处于被排挤的地位。而在党的幼年时期，先是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后是在李立三、王明等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主导下，党和红军几度濒临生死存亡的关头。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才确立了在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1935年2月，红军在娄山关打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发出“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言壮语。娄山关战役之后的半年多时间里，经历和战胜了三大挑战，即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自然地理和生存环境的空前恶劣，以及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行径，一度使的心态进入最忧郁的时期。

　　1935年9月，率中央红军主力到达甘南哈达铺。一向把报纸作为战略情报来源的，命令侦察连长梁兴初把近期的报纸找来。从报纸上刊登的一则国民党围剿陕北红军的消息中，判断出陕北地区有成规模的红军和根据地，并迅即提议中央政治局召开有小遵义会议之称的榜罗镇会议，确定了长征的落脚点，结束了在军队围追堵截中飘忽不定的局面。在从甘南到陕北700里的行军作战过程中，一扫胸中多年积压的雾霾，心情、心境进入有生以来的最佳状态。有1935年10月一个月内连续创作3篇诗词佳作为证。先作《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去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首诗热情讴歌了党和红军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革命必将取得胜利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再作《念奴娇·昆仑》：“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自注说，这首词的主题是反帝。词中以经天纬地、主大地沉浮的豪迈，抒发了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建立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无敌气概。进军陕北途中，红军接连粉碎敌军的阻截进攻，登上六盘山，陕北在望，长征胜利在即，又作《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自注说，这首词中的“苍龙”是指。

　　从1927年上井冈山算起，围剿红军已达8年之久。以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是党和红军生存发展的最大威胁。词中隐喻着降龙伏虎、打倒的坚定信念。创作上述三首诗词3个月后，率领红军东征途中所作的《沁园春·雪》，1945年9月在重庆发表以后，以旷古未有有霸气震惊了营垒。其实，词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指的是当年准备依托陕北干出一番大事业的中国及其领导下的红军。

　　一生留下诗词100首上下，正式发表的不到40首。上述4首是正式发表的诗词中的精品。诗言志。在敌强我弱的险恶环境中，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接连创作出大气磅礴的千古诗句，正是党和红军进入转折转运阶段对中国革命胜利前景的高瞻远瞩。

　　二、悉心造机用法宝，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殚精竭虑

　　1935年9月，就是率中央红军过草地、爬雪山、战顽敌到达甘南之际，赴西安成立“西北剿总指挥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驱使拥有20余万人的东北军和10余万人的西北军围剿不足万人的工农红军。敌我力量悬殊，形势十分险恶，但却洞察了化敌为友的希望和契机。经过分析认为，身背不抵抗骂名、饱受日寇羞辱的张学良和东北军，与日寇有不共戴天之仇，与中国则无怨无仇，围剿红军并非本意。把东北军推向围剿红军第一线，显然是一箭双雕的毒计：借东北军之手剿灭红军，除心头之患;借红军之力打残东北军削弱异己。因此，和红军与张学良和东北军，极有可能在反蒋抗日至少在抗日救国上达成共识。张学良和东北军，乃至非蒋嫡系的西北军，是给送上门来的统战对象。

　　进军陕北途中，面对东北军的围追堵截，强调了两条原则：一是干净利落的歼灭战，从战斗力上给东北军以精神震慑;二是加强对东北军的抗日救国宣传，从政治上给东北军以精神瓦解，并亲自部署、指挥了全歼东北军109师的直罗镇战役。1935年11月初红军到达陕北后，先是果断刹住了陕北红军正在进行的“肃反”运动，下令“停止抓人，停止杀人，一切由中央处置”，营救了被关押、待处决的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西北红军的高中级指挥员。随即便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为目标，以主要精力思考和筹划党的政策和策略的调整及转变。1935年11月，撰写并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告围攻陕甘苏区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等一批重要文告，申明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会议着重讨论研究了提出的党的军略方针和军事战略问题，通过了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两个决议。瓦窑堡会议的重大意义在于，以决议方式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确定为全党全军的指导思想，又以决议的方式赋予在红军战略指导上的最高和完全的权力。瓦窑堡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在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的报告，系统阐释了党的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以及猛烈扩大红军、猛烈扩大根据地，以发展求巩固的军事战略方针。

　　瓦窑堡会议前后，主持操办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就是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李克农为秘书长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并对党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战线工作进行了总体布局。对东北军的工作抓得尤为细微和到位。例如，他多次指示要优待感化被俘的东北军官兵，特意批准释放了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元，通过高福元转达等对张学良的问候和希望。高福元深为中国抗日救国的大义所感化，成为党中央与张学良接洽的第一联络人，很快促成了周恩来与张学良的谈判。从1936年2月起，东北军与红军停止了敌对行动。高福元后来秘密加入了中国，很可惜，西安事变后被杀害了。

　　第二件大事就是东征山西，讨伐阎锡山的晋绥军。出兵山西的思想是1935年11月形成的，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是瓦窑堡会议期间下达的。当时党内军内不少领导同志对为什么东征、能不能东征的认识比较茫然。曾多次陈述东征的理由，为了贯彻猛烈扩大红军、猛烈扩大根据地的军事战略方针，壮大对日作战的基干力量，为了避免与化敌为友工作对象的东北军作战，为了打开赴华北对日作战的战略通道，在山西建立抗日前进基地，为了惩罚拥蒋媚日，陈兵5个旅围剿红军的阎锡山集团，用兵山西是必然也是最好的选择。大家对陈述的东征理由是认可的，但是对率领几千人的红军部队，去进攻数倍于己的晋绥军是否有胜算，还是捏着一把汗。而却对东征信心满满，东征前夕创作的绝世佳作《沁园春·雪》，体现了他藐视强敌的必胜信念。东征从1936年2月20日开始，5月5日凯旋，历时75天，取得了痛快淋漓的胜利。是役歼敌7个团，俘敌4000余人，扩大红军8000多人，筹款30多万大洋，在20多个县播下抗日火种，迫敌撤回入陕剿红的5个旅，完全实现了东征的战略目的。东征作战的胜利，进一步确立了作为最高军事统帅的权威地位。

　　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在东征凯旋当日调整了对蒋政策，由“反蒋抗日”变“迫蒋抗日”，公开向提出建立抗日联合阵线的建议，并联合朱德向全国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此时的几乎全身心投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动员，其中最为繁忙的日常工作就是写信和发电报。对象包括及其嫡系的军政委员，冯、闫、桂系和所有实力派的高级将领，宋庆龄、鲁迅等等社会名流，各民主党派的领袖级人物，全国各地高校的知名活动分子……基本上是社会各领域全覆盖。对化敌为友重点统战对象张学良及东北军诸将领、杨虎城及17路军众官长，还起草、公布了《中国致中国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等一批公开文书。这些信件和文书，以诚恳的态度，犀利的思想，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个性化语言，打动了许多人的心，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巨大的动员作用。从1936年下半年始，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救国浪潮异常高涨，各地出现拥护和宣传中国主张的报刊达30多种，各大城市街头抗日游行示威活动此起彼伏，一些旨在保存实力的实力派将领也产生了抗日萌动，南京政府内部也分化出“联日反共”和“联共抗日”根本对立的两派观点。

　　三、巧运筹握机夺机，为谋求西安事变的光明前途只争朝夕

　　1936年秋，派嫡系胡宗南等率10万大军进入西北，取代剿共消极的东北军和17路军进行剿共作战。面对其势汹汹的胡宗南，一边以徐向前的名义致信胡宗南，以黄埔同学情谊宣传抗日统一战线，一边精心筹划对胡作战。1936年11月20日凌晨5时，给一线指挥员彭德怀发电，分析判断胡部主力有途径山城堡的可能，建议集中兵力前引后击，截歼其1个师。后敌情有所变化，又于当晚11时发电彭德怀，要彭集中全力放手作战。21日凌晨，红军向进入山城堡地区的胡宗南部1个旅又1个团发起进攻，歼灭其1个多旅，取得山城堡战役的重大胜利。胡宗南部被迫后撤，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进攻。

　　闻讯胡宗南剿共受挫，便于1936年12月初带一帮军政大员飞抵西安，给张学良、杨虎城下达最后通牒：要么立即发兵剿共，要么撤出陕西，东北军去福建，17路军调安徽，腾出地盘由蒋氏嫡系接防灭共。张学良、杨虎城被逼无奈，于1936年12月12日凌晨逮捕了，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对于以为领袖的中国来说，西安事变的必然性和突然性兼而有之。经过党中央和对张、杨及其所部长达一年的政治统战和思想引导，联共抗日已成为东北军和17路军的共识;然而张、杨采取如此暴烈方式逼蒋抗日，还是有些出乎意料。必然也好，突然也好，西安事变消息传来，立即预感到党和红军转变命运的机遇来临，于是便搁置了手头几乎所有的工作，包括差“战略进攻”、“军队政治工作”两章没有写完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全身心投入西安事变的善后处理之中。

　　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会议，首先发言，为西安事变定性，指出这是革命的、进步的、正义的行动，要给予坚决全力的支持。同时针对事变后可能出现的严峻军事政治形势，尤其是张、杨所部面临的战争威胁，提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会议接受张学良的请求，派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工作组赴西安协助张、杨处理善后，并向张、杨转达了和党中央的意见建议。

　　一周以后即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二次专题会议。又首先发言，具体分析了西安事变后面临黑暗与光明、失败与胜利两种前途命运，着重提出争取光明与胜利前途应实行的政策和策略。指出，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置张、杨的抗日主张于不顾，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使大敌当前的中国陷入更大范围的内战，是黑暗、失败的一面。这次事变促使抗日与亲日的进一步分化，抗日阵线更为扩大，是光明、胜利的一面。我们应坚定站在抗日立场上，打击黑暗面，发扬光明面，帮助西安方面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夺取胜利。还指出，可能结束内战的有六种力量：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内部分化，六是国际援助。应把这六种反内战力量联合起来，使内战结束，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正式提出了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这一天，将会议精神连向有关方面发出14封电报，其中给周恩来发了11封。周恩来在与方面的谈判和交涉中，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了党中央和的意图，迫使与张、杨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口头协议，西安事在通往光明、胜利的方向得到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三次专题会议，由作关于西安事变和我们的任务的主题报告。指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党当前任务的重心是巩固西北根据地，扩大红军和苏区，改造东北军和西北军，做好全国范围内的群众发动和组织工作。同时，根据他所了解的，分析了西安事变后可能面临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强调要特别加强对国民党上层的工作，督促国民党3个月后召开抗日救国大会。

　　不出所料，回南京后即扣留了张学良，对承诺也有所犹豫和动摇，一度导致了形势的严峻凶险。国民党亲日派与抗日派的矛盾，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西北军的矛盾、东北军内部主和派与激进派的矛盾，国民党坚持灭共方针的右派与主张联共抗日左派之间的矛盾，多已接近激化的边缘。而这些矛盾一旦激化，放任打内战的力量占上风，势必导致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胜利成果化为泡影。为了落实和扩大西安事变的胜利成果，党中央和委托周恩来作为与谈判的总代表，敦促兑现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承诺。则夜以继日地激扬文字，以和国民党上层以及能够影响国民党上层的人物为重点，以通电、书信等形式进行正面引导。与周恩来之间，每天都是电报频频，通报情况，共商对策。在党中央和的努力下，国民党接受了关于召开抗日救国大会的建议，于1937年2月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商讨救国大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向国民党提出了“拥蒋抗日”五项国策建议和的四项保证。五项国策建议的核心是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抗日;四项保证的主要内容是停止武装反对国民党的方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提出的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曾在党内有所争议，但是适当的妥协赢得了多数与会者的同情和支持。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中，虽然有一个《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但提法由武力剿共变为和平溶共，实际上接受了中国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和趁热打铁，步步紧逼，通过历时半年之久的与的直接谈判及间接谈判，以及海量的联蒋抗日、拥蒋抗日的艰苦细致的外围工作，终于迫使于1937年8月22日发布了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12月又同意将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至此，提出的中国主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局面大体形成，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迎来了人民军队大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大开辟的新局面。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80年前，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仅有3万多人，部署围剿红军的部队超过60万人。如果没有对政策和策略的调整，红军在人财贫瘠的西北地区进行反围剿作战，取得胜利岂不要等到猴年马月?因此，从1935年10月到1937年8月近两年时间里，从拿起统一战线的法宝到“反蒋抗日”—“迫蒋抗日”—“联蒋抗日”乃至“拥蒋抗日”的政策和策略调整，以及识机、造机、握机和夺机的敏锐与果断，实现党和红军命运的大转变，个中体现的雄才大略和超群智慧，给后人留下多层面的思想启迪与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