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中央的政策倒逼，例如中央规定地方政府要花更多钱用于社会保障、民生、医疗卫生等等，“（地方政府）自己没多大油水，慢慢自己也就放权了，变成了一种自觉行动。”二是通过开放来倒逼，中国申请加入世贸时就是为了满足很多国际规则，倒逼了政府放权。


文字实录


主持人：


我们知道，这里面龙部长胆儿是最大的，而且关键是在做整个民间传播和智库研究的过程中也是干的力度最大的，我碰到不只一个人都特感叹，现在真是能做，而且做的让大家叹为观止，我们就问您一个特别温柔的问题就可以了，刚才前面已经提到了，在种逻辑之后，大家都说这个市场的松绑还不够，您认为在哪些方面不够得厉害？


龙永图：


一讲松绑不够，大家都要批评政府部门，今天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为我们政府部门讲点话。


主持人：


这个应该。


龙永图：


我知道政府部门放权是很难的，大家从我的经历当中知道中国入世谈判十几年，最难的就是怎样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从我们政府部门当中剥夺他们的一部分权力，实际上当时整个进程就是这样一个进程，非常难。


但我今天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难的话，在我们中国可能也有一定的道理，也不完全是这些政府部门一定要抱着他那点权利、那点利益不放，有这个原因，但不是全部。我认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因为我们讲的放权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放权，只要搞市场经济，政府就得放权，市场就要发挥关键作用，但大家知道，我们搞的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点我们很坚持，我特别记得2001年9月17号，当我们完成了全部的谈判以后，日内瓦进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在这个招待会上，一个美国记者问我，“龙先生，你那么多年来一直坚持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在你已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了，从今天起你能不能在讲到中国市场经济的时候不要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讲市场经济，因为我们所有世贸组织成员都是讲搞市场经济”。记得当时我的答复是，“可能还不行，我们还得加上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帽子”。


所以我觉得，既然我们讲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我们的放权可能和其它一般搞市场经济的国家，特别是西方搞市场经济的过程还不一样，还有区别，没区别的话，我们的政府就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会同样的作用，掌握同样的权力，我想主要是有这几个原因，一个是过去我们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当中，我们总结一看，确实，我们的政府还是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我们中国之所以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应该说政府发挥重要作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点连西方国家都不得不承认。


第二，我们党的基本方针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我们党又是执政党，我们的干部，各级领导都是共产党的干部，他不管经济管什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这也是有点道理。


第三，在很多领域，特别是在一些主要经济要素，例如人口，比如土地，这些政策，特别是土地公有，这一点和西方国家完全不一样，还有现在我们讲的一些重要政策，比如环保，比如社会保障，也是政府在起主导作用，政府不管也不行。


第四，中国的地区差别很大，东部发展很快，应该说东部按照典型市场经济国家来界定政府的权力可能条件已经比较成熟了，但中西部还是比较困难，在中西部，如果政府不发挥比较重大的作用，要追赶东部，可能会越来越难，更何况我们还在搞财政转移支付，很多很多都涉及到政府的事儿。


总之，我今天并不是在唱反调，我们搞市场经济，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还是要发挥作用，我觉得主要是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基本国情出发，可能还得有个过程，而且还会有我们的一些特点。


我想提几条建议：政府掌握权力，特别是审批，我觉得这个要逐步减少，这是一个大方向，这一条十八大后我们走得很快，但从我的经验来看，与其说企业怕审批，它更怕审批的不公平、不透明、不稳定，没有意见性，在中国，现在政府放权当然很重要，但政府在行使目前掌握在手中的权利时，希望政府能够更加公平、更加透明，政策更加稳定，更加有可预见性，我觉得这比放权更重要，对我们很多企业家都是这样，我以前碰到一些英国来搞投资的，他说我们不怕你们的政策不优惠，就怕你们的政策不透明，他说不优惠，我算一份帐，投资了不赚钱那我就不投了，或者是调整我的企业战略来适应你们的政策，所以他们不怕，就是怕审批当中的不透明、不稳定，这一条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比放权更重要，不知道是不是准确。


第二个与其说政府放权很重要，我认为还不如建立一种更好的政商关系更重要，今天的题目也是这样，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过去都是企业家跟着官员的屁股后面走，求爷爷告奶奶，所以最近我几次讲话，能不能建立一个政府和企业之间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关系，大家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不拉拉扯扯，关系很正常，很和谐，这种正常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可能也比放权更重要，有时候权在那儿，如果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好，也不一定会伤害企业的重大利益，这是第二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