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月14日晚上，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在常年国庆群众大会上发表了出人意料的讲话，指出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若要他们的下一代有所作为，就不应该愚昧地坚持选择教育程度和天资较低的女性为妻。这次讲话后来被称为“婚嫁大辩论”，引起很大的回响。尽管这次事件导致人民行动党在次年的选举中得票率下降12%，李光耀仍坚持推行一系列政策，希望改变新加坡大学毕业生的婚恋状况。

   在《李光耀回忆录——经济腾飞路（1965-2000）》中，李光耀回顾了“婚嫁大辩论”的前因后果。在他看来，不论是“棒喝”那些不愿娶高学历女性的精英男士，还是由政府出面当“红娘”，甚至用税务优惠鼓励大学毕业生结婚，都是为了新加坡最宝贵的资源——人才。

为何发动“婚嫁大辩论”？因为最聪明的女性没结婚

促使我决定发表那次“婚嫁大辩论”演讲的，是我桌上那一份198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报告。报告显示，新加坡最聪明的女性没有结婚，下一代缺少她们的传人，这意味着将会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最优秀的新加坡女性没有传宗接代，因为学历相等的男性不肯娶她们。新加坡的大学毕业生一半左右是女性，其中将近三分之二小姑独处。无论是华族、印度族或马来族，亚洲男人都宁可娶个教育程度较低的妻子。1983年，只有38%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嫁给学历相同的男性。

对这种失去平衡的婚姻与生育趋势，我们再也不能不闻不问，不加以干预了。我决定给新加坡的男性一记当头棒喝，使他们从愚昧、陈腐、具破坏性的偏见中醒悟过来。我引述了美国明尼苏达州对好多对双胞胎所做的一项研究的结果：这些孪生兄弟姐妹在许多方面都非常相似，即使分别由不同家庭在不同的国度带大，他们在词汇、智商、习惯、对饮食和朋友的好恶以及性格和个人特征等方面，仍有80%左右完全相似。换句话说，一个人性格习性的塑造，近80%是先天遗传的，大约20%则取决于后天的栽培。

孩子的能力介于双亲之间，少数会超越或不及他们的父母。因此，大学毕业的男性娶教育水平较低的女性，等于没有充分制造让孩子能够升上大学的条件。我呼吁他们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女性为妻，也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生育两个或更多子女。

报章舆论排山倒海般向我袭来，抨击我是精英主义者，因为我相信人的资质是遗传的，不受教育、饮食和培训等后天条件的影响。一对从事专业工作的夫妇对所谓低收入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不那么聪明的假设（其实我没有做过这种假设）提出挑战。

“就说小提琴家李斌汉吧，他出身牛车水的平民区，当初如果不给他机会，他根本不可能发展本身的才华。”（从小在牛车水长大的李斌汉当年被耶胡迪·梅纽因发现，赴英国进入梅纽因的学校就读，后来成为曼彻斯特管弦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整件事情抹上精英主义的色彩。”另一个女读者写道，“我是一个未婚的成功专业女性，现年40岁。我保持单身，因为这是我的选择。有人竟然认为区区一点钱财奖励就能让我跟第一个吸引我的男人上床，然后为了新加坡的未来生育出一个天才儿童，这实在是莫大的污辱。”连当时身为人民行动党后座议员的杜进才也对我的想法进行嘲讽。他说，他的母亲从没上过学，父亲是个书记，只受过中学教育，如果必须依赖双亲的教育背景，他根本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为了支持我的论点，我把过去几年以12、16和19岁三个年龄层在考试中成绩最好的学生的10%作为调查对象，对学生家长的教育背景进行分析的统计报告公开。这些数字说服了大部分的人：父母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是决定学业成绩优越与否的关键。我也公开了六七十年代的数据分析报告：大部分获颁奖学金负笈海外的优秀生，家长都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这些家长当中有管仓库的、做小贩的、开的士的，也有当工人的。我把这些数据和八九十年代的数据对比，后期数据显示，首100名最杰出的奖学金得主当中，超过50%有个从事专业工作或自雇的父亲或母亲。由此得出明显的结论：六七十年代那些有本事的奖学金得主的双亲，如果迟一个年代出世，身处教育普及，随时有多种奖助学金和贷学金可供优秀学生申请的时代，他们也一定能考上大学。

西方媒体对这场风波大事报道。自由主义派的西方写作人和评论员借此讽刺我无知，认为我满脑子成见。但是有一位学者为我辩护——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赫恩斯坦。他在1989年5月份《大西洋月刊》发表的《智商与生育率下降》一文中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新加坡的李光耀总理说过‘智能水平将不断下降，经济将摇摇欲坠，我们的行政管理工作会困难重重，社会将出现滑坡’，原因在于那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不跟教育水平同等的女性成婚，却娶没受过教育的女性，或者索性不娶。但是，李光耀是个例外，因为敢于公开谈论低生育率在素质方面产生影响的现代政治领袖没几个人。”数年后，赫恩斯坦与人合撰了《钟形曲线》一书，把资质来自遗传的证据摆在读者面前。

成立社交发展署，政府出面做“红娘”

为了缓和女性大学毕业生未婚的问题，我们成立了社交发展署，推动男女大学毕业生之间的社交活动。我还亲自挑选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医生范官娇来主持大局。当时她年近50，丈夫也是一名医生，两个子女在念大学。她待人处事温文可亲，总有办法叫年轻人放松绷紧的心情，是挑此大梁的最佳人选。

社交发展署成立初期，大学毕业生不论男女，全对它不屑一顾。国际传媒再一次抓住机会大肆嘲讽我们牵红线的努力和它所组织的有关活动——有专题研讨会、讲座和电脑课程，也有游轮假期和地中海俱乐部的旅行。

实际上，女性大学毕业生未婚人数日益增加的现象已开始引起家长们的恐慌，个个急得四处求助。1985年的一个夜晚，在总统府出席招待会之后，芝告诉我，跟她同一辈的女士们同病相怜地互相谈论着受过专业训练的女儿未婚的问题。她们感叹女子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在大部分女性没受过正统教育的年代，聪明的和资质较差的女性都有同等机会“出嫁”，因为没有所谓"O"水准或大学毕业的分级。如今相亲的做法已经无法被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所接受。

除了怪罪于男性大学毕业生之外，他们的母亲何尝没有责任。非大学毕业的母亲希望自己的儿子娶个非大学毕业的媳妇过门，以免媳妇骑到自己头上来。传统的文化偏见总认为男人维护不了一家之主的形象，是可怜又可笑的事，要改变这样的偏见谈何容易。华人如此，印度人更是如此，马来人尤其严重。

同样的问题其实在任何教育层次都有。一大批“A”水准（剑桥普通教育证书高级水准，或者高级中学）毕业的女性，找不到学院或同等水平的男性愿意娶她们为妻。“O”水准毕业的女性也一样。女性只愿意上嫁，男性只愿意下娶，结果是教育程度最低的一群男士找不到老婆，因为未婚的女性教育水平都比他们高，谁也不愿意嫁给他们。为了辅助社交发展署的功能，我促请人民协会理事长成立社交促进组，以中学教育程度的男女为服务的对象。社交促进组的会员人数迅速增加，到1995年时已增加到9.7万人，通过它所组织的活动而互相认识的会员中，有31%结为夫妻。

教育普及化摧毁了旧有的择偶方式，叫政府不得不想方设法取代传统红娘扮演的角色。 1980年人口普查得来的数字也显示，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比教育程度低的女性生育少，而且少得多，这使我们的问题雪上加霜。完成大专教育的妇女平均生育1.6个子女，初中和高中程度1.6，小学程度2.3，没上过学的4.4。为人父母者要生育2.1个孩子才足以维持人口替代率。新加坡教育水平较低的人口正在加倍增长，教育水平较高的一群却连替代水平也达不到。

为了扭转这个生育趋势，我和当时担任教育部长的吴庆瑞，在1984年决定让生育第三个孩子的大学毕业的母亲，在为所有的子女选择最好的学校时享有优先权。这可是每一个家长梦寐以求的一种特权，却也是个敏感而看法不一的课题。内阁中由拉贾拉南率领的平等主义派勃然大怒，拉贾拉南对“聪明父母必出聪明子女”的说法予以驳斥。即使确实如此，他辩驳说，也没有必要去伤害人家的自尊。巴克也表示不满，不因为他同意拉贾拉南的看法，而是因为这种政策将冒犯资质较弱的家长和他们的孩子。年轻一辈的部长面对资深同僚三种全然不同的见解，也意见不一。凡事求实的吴庆瑞赞成我的看法，我们两人坚持己见，认为非得把那些男性大学毕业生唤醒不可，以使他们摆脱不合时宜的下娶观念。最后，我们以大多数票通过这个决定。

新政策引起非大学毕业母亲的不满原是意料中事，毕竟她们会比较吃亏。但是，令我和吴庆瑞始料不及的是，连大学毕业的母亲也提出抗议，甚至不愿意接受这种优先权。不过，年轻的男士们总算把话给听了进去，有更多人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妻子，只是进度始终快不起来。大选过后，我同意放手让继吴庆瑞接任教育部长的陈庆炎改变原来的决定，撤销大学毕业母亲所享有的特权。我已经唤醒人民，尤其是受大专教育的青年男女，把国家的处境毫不掩饰地摆在他们面前。但是，既然这份特权使女性大学毕业生感到尴尬，我想还是取消比较好。

已婚妇女获税务优惠

取而代之，我给予已婚妇女特别所得税优惠——这次以大学、理工学院、“A”水准和“O”水准毕业生为对象，扩大范围，避免过于强调一小群精英。凡是生育第三或第四个孩子，这些妇女本人或者她们的丈夫，就能获得可观的特别税金回扣。这个税金优惠果然使更多妇女生育第三或第四个孩子。

许多舆论的矛头指向政府，责怪政府在1960年代草率推行“两个就够了”的生育计划。这一步真的走错了吗？其实有利也有弊。没有这个政策，家庭计划抑制人口增长，可能永无成功之日，失业和失学的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

只可惜我们忽略了本应预见到的，那就是，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只生一两个孩子，教育水平较低者则继续生育四个或更多孩子。谈论家庭计划问题的西方写作人没有向人们指出这一点，因为这么做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要是我们自己早一点发现这个问题，整个运动就可以以不同的手法和对象来展开——在1960年代开展家庭计划的时候，一开始就用奖励措施鼓励教育水平较高的妇女生育三个或更多的孩子。只可惜我们被蒙在鼓里，一直到1983年，1980年的人口普查分析结果出来了，我们才看到不同社会和经济组别的人的不同生育趋势。

自从于1983年发表了那一次的演讲之后，我定期公开以全国会考成绩最优秀的10%学生为对象的调查结果，对学生家长的教育背景进行统计分析。新加坡人已经接受一个事实：家长的教育水平和智能越高，子女越有可能达到同等的水平。我发表那一番演讲，旨在唤醒我们的年轻男女和他们的父母，要他们采取行动扭转当时已很严重的情况，随即引发的公开议论也使情况有了改变。

吴庆瑞是受过训练的统计师，在我棒喝男性大学毕业生之后的数年内，不断研究有关数字。他告诉我，我们无法及时解决这个问题，以挽救大多数新加坡女性大学毕业生的命运。数字上虽然有好转的迹象，但是却也显示，要扭转这个趋势得花上好多年的工夫，情况对这些优秀女性不利，连带影响新加坡。到1997年，63%的男性大学毕业生娶了教育程度相同的妻子，比1982年的37%来得高。也有越来越多女性大学毕业生愿意下嫁非大学毕业的男士，不再保持单身。要扭转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偏差，实在并非易事。理性的一面叫我不得不同意吴庆瑞所说的，要改变这个文化差异的过程非常漫长，感性的一面却叫我无法接受我们不能更快一些让男士们觉悟，消除偏见。

目光转向世界：引进外籍人才

当富裕的西方大国改变对亚洲移民的政策时，新加坡人才匮乏的问题更是雪上加霜。1960年代美国在越南打仗，它不希望拒亚洲人于门外的移民政策使它蒙受反亚洲人之嫌，于是决定改变，允许亚洲人移民美国，扭转了一个多世纪来只接受白人移民的政策。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三个地大人稀的国家不久也相继效法。新加坡因此失去一大批来自马来西亚的华族和印度族人才。

1970年代末期以后，人才短缺的问题进一步恶化，约有5%受高等教育的人才开始移民海外。为了确保有足够的人才，以应付日益增长的经济所制造出来的工作，我开始计划引进和留住人才——企业家、专业人士、艺人、技术高度熟练的工人等。

1980年，我们成立了两个委员会，其中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物色人才，另一个负责协助这些外来人才在新加坡安顿下来。我们的官员到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招揽人才，每年为新加坡引进数百个大学毕业生，填补了新加坡受高等教育者每年有5%至10%移居到工业国所留下来的空缺。

一个新现象是，有越来越多男性白人娶新加坡女性，尤其是受过大专教育的女性，因为新加坡男性大学毕业生对她们敬而远之，大学毕业的白人却不介意。 新加坡法律规定，男性公民所娶的外国妻子可以入籍新加坡，反之则不然——除非她们的外籍丈夫在新加坡已有一份固定职业。许多女性因此不得不移民海外。1999年1月，我们改变了这项政策。这将为新加坡的国际性特色增添更多色彩。此外，好些负笈海外的新加坡男性也娶了在大学认识的白人女性或日本与其他亚洲女性为妻，他们的子女充实了新加坡的人才宝库。

随着人们经常出国公干或被派驻国外，同当地人频繁交往，不同种族通婚的旧有障碍不再那么明显了。我们必须改变态度，对以往被视为外来者而加以排斥的人才善加利用。陈旧的偏见非得摈弃不可，否则它将成为新加坡朝国际贸易、工业和服务中心发展的道路上的绊脚石。

除了保守的心理障碍，我们还得面对人民担心工作竞争的问题。无论在专业或较低的层次，一般人都抗拒外来人才的拥入。新加坡人明白外来人才越多，就业机会就越多的道理，但是大家都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在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内。

没有外来人才，我们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我所组织的第一个内阁，十人当中，我是惟一在新加坡出生和接受教育的。吴庆瑞、杜进才在马来亚出世，拉贾拉南出生于斯里兰卡。现任大法官杨邦孝和总检察长陈锡强来自马来西亚，其他海外人才不胜枚举。还有成千上万个外来工程师、经理和其他专业人士在推动新加坡的发展。把新加坡比喻成一台电脑，他们就是这台电脑里的额外兆字节。如果不以外来人才填补不足，我们永远无法跻身一等一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