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入“上山下乡”运动；70年代末重新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建立新型智库，成为政府核心智囊……机缘巧合，风云际会，历史给樊纲带来了机遇，他也通过自己的拼搏抓住了机遇。

　　他有意或无意地投入到了时代变革的洪流中，成为了参与和影响中国改革的人。时代变迁影响着其中每个个体的命运。而国家命运的变化，投射到樊纲身上，开启了他的“经济人生”。

　　为什么选择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专业？

　　樊纲：我们当时是下乡的一代，我下乡了一共八年半，1977届考大学，1978年初上的大学，1978年这个年份是正式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

　　张媛：那个经济学专业是你自己选的？

　　樊纲：自己选的，也是因为第一关注了经济问题，我们老说经济有人就能够有创造价值，我们怎么那么多人到了那会建设兵团，一下加了几倍的人，怎么反倒亏损，这就是问题。农村为什么挨饿，当时也感觉是经济问题。加上自己读杂书，读马列，政治经济学，哲学什么的，就对经济学感兴趣了，所以我大学三个志愿报的都是经济学，那时候所有的经济学可以报的都报了。

　　那时候实行“工分制”，我还写了文章去反驳，然后还请我到兵团总部开会，就开始有这种兴趣，想讨论这些问题。

　　张媛：然后后来就上了大学，读了硕士，然后去哈佛东西。

　　樊纲：那个经历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哈佛东西开的课比较前沿，对于整体思想，对于我将来能干什么，能干出什么，这个经济学的方法究竟是什么，还是一个比较快得提升。

　　张媛：那个时候就很清楚了自己要做一个经济学者了吗？

　　樊纲：应该是吧，当时我们不像你们现在各种选择。当时也没有认识到这么深的问题，当时觉得兴趣就是做研究，既然做研究，将来是去社科院，去大学，一步一步去这么走。　　留美还是归国 这是一个两难选择

　　张媛：没想留在美国吗？

　　樊纲：没有，这事我后来在自己一本书里面还好好分析过，各种原因吧，首先你得做事，你能做什么事，当时首先我还是比较清楚的认识到我能干什么，中国经济那么多问题需要分析，这就是所谓的学者的贡献。

　　张媛：使命感。

　　樊纲：对。

　　第二，就是说你毕竟对中国的事情熟悉。

　　第三，就是一个情结问题，毕竟中国是我自己的事情，美国那些事再怎么着跟我好像没有关系，国际上的事情跟我好像没有关系，无非就是一个相对好的生活，可是有什么意思呢？　　1996年樊纲离开社科院，改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任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1998年参与创办中国经济50人论坛；

　　2006年兼任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　　创办中国经济50人论坛背后的故事

　　张媛：回来之后您做了几件事情，搭建平台，比如中国经济50人论坛，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

　　樊纲：还是以研究为目的，包括成立研究所，还是想用新的方式组织大家进行研究。50人论坛也是这样，当时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觉得需要各个方面的人大家聚合到一起，能够有一种机制有一种机会，不同背景的人，政府的人，学者，我们一块来深入研究一些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可能更多是政策导向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中有不少政府官员？

　　张媛：怎么把这些人聚集起来，以一种什么样的机制让它有效？

　　樊纲：中国有一个特点，政府官员在政府部门里面要长期运作，有很深的了解和很长时间的经验积累。这就出现一个情况，有些官员他很有学术背景，他不能随便去评论别的部门的事，但是他熟悉的领域恰恰是别的部门，他的博士论文或者研究的领域可能是其他部门管的事，但是他有想法。因此，有官员在论坛机制当中作为正式的成员，而且经常参加讨论。

　　这是一个好的中国特色，在中国目前这种体制下，能发挥大家聪明才智参加各种讨论的一种机制。所以我们主要的发起人也是政府内部的人，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张媛：所以后来看到国民经济研究所、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等等，怎么来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樊纲：是这样，我个人从事研究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学术研究，第二类是所谓政策研究，学术研究更偏重于理论、方法，政策研究就是当前大家面临的这些事。比如我现在负责的两个研究所，一个是国民经济研究所，我们每年参与政府的五年规划落实的评估，宏观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这些分析。　　然后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就更侧重于地方政府的很多问题的研究。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十多年了，现在是25家国家高端智库之一，国家高端智库就要给国家提出各种政策建议，那就更偏重于政策，这个政策就是说你要提出政策建议来，要可实施的政策建议，那就更需要面对实际了，更需要对实际的问题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这就不是我一个人能做的，要组织大家做。

　　张媛：这里面其实有几个关系需要平衡，一个是您提到的理论层面的研究是长期的，一个是现实层面每天频繁出现的这些问题怎么去解决，同时您所在所代表的这些国家高端智库的领导人角色，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怎么平衡最大公约数？

　　樊纲：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重点，我早期当然比较重视理论，这个也是需要的。我现在一直建议我的学生，在你上学的期间，特别是你开始你的职业生涯的初期，一定要高度重视理论。要读书，要读理论书，要读你将来那些没有时间再去读的文献，这样打好一个基础。

　　我当时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这个东西当你一旦想透它，你把它写出来了，把它想明白了，这个就成为你的基础了。　　但是，因为中国也在改革开放，确实面临很多现实的问题，也需要去做分析，所以我逐步就转向了理论和实际比较相结合的研究，比如我写的那本书，《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还有后面做的一些关于转轨经济学的分析。

　　然后加上也是因为这些现实的问题，事越来越多，包括负一些责任，刚才你说要组织人，各种机构、机制这种事越来越多，做那些理论研究的精力就越来越少，还是有点变化的。

　　十年积累 哈佛求学让自己有了融会贯通的感觉

　　张媛：您从什么时候发现通了，就任督二脉全通了，

　　樊纲：这个是学了十年之后，在哈佛读书期间，我觉得我有那种感觉。

　　张媛：幡然醒悟。

　　樊纲：这个“悟”不是说是上天给的，是你前面积累的结果，是你不断去读，不断去想，不断去思考，不断去琢磨，一直没有琢磨通。但有时候读一些经典的论文，突然它的方法启发了你，原来这个东西可以这么研究。

　　樊纲的自我剖析——抽象思维能力更强

　　张媛：你认为这是天生的还是有方法论的？

　　樊纲：首先因为积累，首先因为你学，因为你学到了很多其他人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就是人跟人大概是有点差别，我自己是有这个感觉的。我在农村的时候，当时也是文学青年，当时也在地方的各种报纸杂志发表不少东西。

　　张媛：你就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

　　樊纲：不是，我那时候觉得不一样在哪儿呢？我那时候已经对理论很感兴趣了，那时候我觉得我做文学就不如周边的人，就不如其他那些搞创作的人。比如我们同时到外面看到了一个事，一个故事，他们会天花乱坠地形容和描述，可以说半个小时，我回来一句话把这个逻辑抽出来，一句话说完了。而且我当时一读理论的东西，写理论的推理，很兴奋，我写那些小说我不兴奋，这时候你觉得你跟他们有点差别，你可能不适合做这个文学的事情。你是抽象思维的，他们是形象思维，我相比于这些搞文学的人，抽象能力强一点。一直以来，樊纲都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观点。1994年樊纲与郑也夫就“轿车是否应走入家庭”在《光明日报》展开激烈辩论。

近年来樊纲又因发表“经济学不讲道德”“个人应退出炒股”“应马上推出房地产税”“六个钱包”等观点，被媒体炒作后，引发了不少争议。

经济学“不讲道德”究竟怎么理解？樊纲如何看待自己的观点引起的争议？　　道德问题不是经济学能解决的

　　樊纲：这个理论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要抽象，很多人不理解我说的什么，就是没有把这个问题分开。我们每个人每天干什么事都离不开道德，离不开价值判断，比如我爱喝咖啡，你可能爱喝茶，咖啡我爱喝黑的，你爱喝甜的，这是个人的品味问题，这个东西我们是没法改变的。我经济学不能改变这件事，我只能根据你的这个口味，我来提供什么样的咖啡，咖啡馆怎么赚钱，我们研究这个问题。

　　道德就是宗教、意识形态、价值标准，道德问题不是我能改变的。可能是牧师可以改变的，政治家、文学家，通过他们的道德宣传、道德说教可以去改变你的道德。这不是我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我这个学科能解决的问题。

　　我们这个学科就是把你道德作为给定的东西。因此我说所谓“经济学不讲道德”那是指经济学不是研究道德的学问，那是伦理学、哲学、文学、政治学，可能大家都去讲这个，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改变人们的偏好，改变人们的价值判断。学科的领域，它的边界在什么地方要搞清楚，否则的话永远一锅粥在那儿搅，最后导致大家谁都不深入。

　　自己的观点引发人们的思考即使被误解也不后悔

　　樊纲：当然用那个标题也是为了抓眼球，后来有人说你抓眼球引起了误解，你后悔不后悔？我说我也不后悔，我提出这么一个标题，大家去琢磨这进事，促进了大家思考，思考了理论的方法问题——抽象。 　　为什么建议每个人都该学点经济学？

　　张媛：说到经济学的这个领域，你认为要是进入到这个领域，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你建议每个普通人都应该了解经济学。

　　樊纲：西方国家他们在高中生的时候就开始学经济学了，高中生考A—level（英国学生大学入学考试课程），那么多学科里面就有经济学，经济学的教科书这么厚，相当于我们本科一年级的教科书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有好处的，不仅仅是理解现实，经济学它是一种分析方法，刚才说的抽象是一种分析方法，你学会这个方法，你看现实，看很多问题，你都能够更加深入。

　　所以我是建议更多的普及经济学的知识，就像我们必须有哲学的背景，我们也必须有文学的背景，我们必须懂一些社会学，这也是相通的。

　　经济学不研究自己怎么赚钱而是研究社会怎么赚钱

　　张媛：可能每个人对于经济学的理解认知并不是如您这样，可能更多人更功利，你告诉是不是我学了经济学就能变得更有钱，你就告诉我直接投什么，不乏这样的人群。

　　樊纲：经济学是研究别人怎么赚钱的，研究这个社会怎么赚钱，这个国家怎么赚钱，这个不同的人群怎么赚钱，经济学是不研究自己怎么赚钱的。

　　张媛：那你自己的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吗？

　　樊纲：这个问题解决好不好，这是你作为个人，作为一个平常的人，你作为一个就业者，你作为一个消费者、投资者，这是你自己的问题，但是经济学有没有帮助呢？可能略有点帮助。

　　学好经济学也不一定能做好投资

　　张媛：略有点啊？

　　樊纲：你听我说，我们经济学家有一个自己自嘲的笑话，失业大潮来了，经济危机来了，经济学家也站在那个领取失业救济金的队伍里面，他和别人唯一不同的是他知道他为什么站在这儿，但是他还得站在这儿。

　　你不如去学管理学，你不如去学投资学、货币学，那些东西马上告诉你很多方法，巴菲特怎么去赚钱了等等。经济学是很靠后的，它比较深层次地分析那些基本的规律，这些理论，然后这些理论应用到各个领域里面。你要真正做投资了，你股市怎么回事，股市上还有些特殊的规则。经济学家不一定懂具体的规则，你要不懂具体的规则，我怎么能告诉你怎么投资呢。

　　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政策层面，政策对这个市场有什么影响，反过来讲这个市场的风险都在什么地方。　　投资没有大亏过 因从没买过股票

　　张媛：那您个人投资做的好吗？

　　樊纲：这个没有什么好不好的。

　　张媛：自己满意了吗？

　　樊纲：自己没有什么不满意的，我没有大亏过，因为我也没投资，我也没有去炒股，我从来没有买过股票。我当时就是投点基金，基金赚钱了我就赚钱了，基金没赚钱我也没赚钱，反过来讲没有大亏也是件满意的事情。　　樊纲的脸上看不出那个艰苦年代的痕迹，更多的是儒雅、平和与云淡风轻。

　　考大学、读研究生、公派出国、成为核心经济学家，樊纲似乎幸运地踩准了人生选择的每一步节奏。

　　如此经历后，他如何看待现代人的焦虑感？他自己还会有焦虑吗？　　如何看待现在年轻人的焦虑与挑战？

　　张媛：40年来中国的经济变化真的是太大了，但是现在看到人们普遍存在一个现象，就是资源集聚拥在一线城市，就是有句话叫“北上广容不下我的肉身，但是家乡容不下我的灵魂”。好像人们在追求财富的过程当中，焦虑是一个共同的问题。

　　樊纲：只是没有人是满足的。

　　张媛：或者是安心的。

　　樊纲：大家都还在追求更高的目标，都对现状仍然不满意，这就是社会发展动力，你只有大家都不满意，都要改善自己，这个社会才能改善。

　　当然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看到可能我焦虑半天没有出路，我挣这点钱，房价涨的快很多。这时候，从国家来讲要调整政策，你就应该改善这些地方的供求关系了。如果确实一个社会是固化的，我买不起房永远买不起房，那就会成问题，怎么能够给大家提供机会，怎么能够机会均等，怎么能够不使这个差距拉的太大，这是一个社会要思考的问题。

　　张媛：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会面临新的问题，移动互联网时代，跟80、70、60年代的人完全不一样了，他们有他们新的烦恼新的焦虑，您认为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的烦恼和焦虑有什么共同点？

　　樊纲：共同点有的焦虑是发展中的，有些社会发展速度更快，那么有些时候发展速度很慢的话反倒停滞，你改变不了现状。对我来讲，我宁可像年轻人这样面对多的变化，我不愿再面对50、60年代下乡那时候，那时候固定的固化的死气沉沉的那种情况，我宁可看到现在每天都有新东西出现，这是很激动人心的。但是你会焦虑，你会每天面对新问题，还是这个生活更有意义，更丰富。

　　欢迎而不是抱怨新事物新事物带来挑战

　　张媛：从那个年代一直到现在，如您，您始终还是非常的多姿多彩的，纵使您在一个相对灰色的年代。

　　樊纲：个人努力总是需要的，这个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形成这么一个概念，你自己得奋斗，自己得努力，别人睡觉了，我点着油灯看书，这种事总是要做的，你没有一些你特殊的努力，大概你也不会有什么特殊的成就。

　　你得要去欢迎新事物，而不是天天去抱怨新事物，新事物新技术会带来新问题，你不会把每天带来新问题当做负担，反过来来讲当做你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其实这些挑战是你生活的一部分，没有挑战就没有新东西，你生活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用这种态度来看，大家就更乐观一点。

　　节目彩蛋

　　樊纲现在还会焦虑吗？他是如何化解焦虑的？

　　张媛：您现在还会焦虑吗？

　　樊纲：当然会焦虑了，这个事情怎么完成，那个事情怎么做的更好，当然还会焦虑。

　　张媛：你会怎么来对抗或者解决掉自己这个焦虑？还是你跟它做朋友。

　　樊纲：没有，是这样，人的生活基本态度是你要努力，努力就会有焦虑。但是当你不顺心的时候，你要想这事总会过去。自己努力了，自己找到一个新的努力的方向，也许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有些事情不要想着今天马上能解决，可能要过一段时间，在这个时间当中逐步逐步修复的。我一直说焦虑是一件好事，是动力。但是反过来讲不要钻牛角尖，陷在一个东西中拔不出来，一天到晚想的一筹莫展。

　　智库与学者能给政府决策提供多少帮助？　　张媛：你怎么评估自己输出的理论和建议是有效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

　　樊纲：对，首最终是要实践来检验的。第二学者就是学者的责任。学者的责任就是你们提出一个理论来，至少你自己要有这个信心，你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导向，就是你必须去研究的是现实的问题和把现实的问题一般规律能够揭示出来，至少你在一个方面揭示出来。这就是大家有时候容易不太理解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学者讲的事情马上就要实施或者就一下能解决所有问题。不是这样的，学者是有分工的，比如现在一个公共政策，那涉及面多了，有我们经济学的，有社会的学，有文化方面的，甚至包括国际政治的，需要方方面面大家共同来做。但是你的责任是把你这个领域的问题分析透了。我们不去追求马上要落实一些事情，落实一些事情是政府的事情，我们要去帮助政府落实这个事情，我们就成了政府官员了，我们是作为学者提出我们不同角度的建议。

责任编辑：陈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