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我在研究中国经济中出现的一些小问题，但小问题叠加起来，可以看出体制方面的大问题，令人不安。

一，重复建设和兼并困难问题。重复建设问题在中国很严重，根源何在？流行的说法是，计划经济放开以后，各部门，各地方都追求各自的利益，导致重复建设。

问题是，西方企业追求的都是自己的利益，为什么重复建设没有我们这么严重？我的研究表明，重复建设归根结底与国有产权制度有关。办任何企业都有两种收益，一种是货币收益，另一种是控制权收益。前者可以理解为通常讲的利润，后者包括指挥下属带来的心理满足感，当经理的社会地位，在职消费，将企业资源转移到能给个人带来其他好处的用途等所有难以用货币度量的个人收益。在国有企业中，经理和政府官员只能得到控制权收益，却没有合法的货币收益。为了追求控制权收益就必须多办企业，进行重复建设。比如说，假如全国只需要建五个汽车制造厂，但五个汽车制造厂只能安排五个总经理，如果建五百个汽车制造厂，就可以安排五百个总经理。于是，官员和国有企业有不断建设新厂的内在冲动。五百个汽车制造厂可能会使整个行业的货币收益变成负的，企业亏损，但这是由全国人民承担的，与政府官员和经理关系不大。如果政府官员和经理们持有企业股票，他们就不会搞那么多重复建设了。

国有企业兼并难，也是同样的原因，因为两个企业变成一个，就少了一个经理的位子。在西方，经理若搞重复建设或阻止有效率的兼并，股东可能会贿赂他，但是在中国，“股东”太多了，没有人会有积极性去贿赂经理。对中国政府官员和经理来，搞建设，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因为只有通过一个一个的项目，才能得到控制权收益，所以他们特别热衷于铺摊子上项目。

二，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问题。“内耗”是中国企业的一个普遍现象，国有企业的经理们常常忙于争权夺利，而不是改进企业绩效。不单国有企业，象四通，联想这样所谓的“民营企业”也不断爆发权力斗争。当然西方企业也有权力斗争，但无论在规模上还是程度上，中国企业内的权力斗争都要严重的多。为什么？我的结论仍然是产权制度问题。因为在现行的产权制度下，企业经理没有股票，只有控制企业，才能获得个人好处，而获得权利又没有一个合法的交易市场，比如一个私人企业，要获得控制权，需要把股票买下来，要付出代价。但是在国有企业和象四通这样的民营企业，控制权的转让与股票转让是没有关系的，因此，大家的心思都放在怎样获得控制权。获得控制权就变成了政治斗争，中国的国有企业就变成了一个政治组织。

与私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经理更不愿意退休的原因也在这里。在私营企业，经理持有企业的股份，尽管退休会带来控制权收益的损失，但如果有一个年富力强的人接替自己，这种控制权收益的损失可以从股票的增殖得到补偿。相反，在国有企业，经理只有掌握控制权才能得到收益，退休只有损失而没有补偿，因此，除非身体特别糟糕，退休是不划算的。联想集团[2.46%]用分配股票的办法解决“元老”问题，真是聪明之举，值得所有类似的“民营企业”效仿。不解决所有权问题，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就会无休止的进行下去，国有企业很难有真正的起色。

三，恶性竞争问题。恶性竞争在九九年曾经争吵激烈，中央有关部门还下了一个文件，不允许企业降价。所谓恶性竞争，指的是许多国有企业的价格定得低于平均成本，甚至低于边际成本。以经济学的观点看，这也许不可思议。经济学证明，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价格等于边际成本，这是社会最好的事；如果竞争是不完全的，价格将高于边际成本。但在中国市场上企业为什么把价格定得低于边际成本？一种可能是为了把竞争对手消灭，然后垄断市场，获得垄断利润。但事实上，除电信业外，目前中国市场没有一个面临竞争的企业可以垄断市场，比如浮法玻璃，全国有二百多家生产厂家，有哪一家企业会期望能垄断市场呢？

那么究竟为什么？我的研究表明，恶性竞争也与产权有关系。简单地说，在国有产权制度下，经理在企业收益中占的份额大，而在成本中占的份额小，这样个人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比率与企业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比率是完全不一样的，只要能把东西卖出去，就可以得到好处，至于成本，可以通过种种方式留给国家，于是，对经理来说，把价格定得低于成本是合算的。比如说，部队办了一家餐馆，用军用飞机到广州把基围虾运到北京的成本是100块钱，但这100块钱中仅有一小部分需要经理考虑，那就是飞行员的飞行补贴和当地进基围虾的采购价格，至于飞机的折旧等等都可以打入军事费用，于是这个餐馆可以把成本100块钱一斤的基围虾卖到二十块钱。80年代，军工企业用生产飞机的原材料生产自行车和电冰箱，所以在市场上颇有竞争力，其实与恶性竞争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恶性竞争的基础是现行的产权制度。在这种产权制度下，竞争有时不一定是好事。西方经济学中，“完全竞争”是最好的，但是，在国有制下，完全竞争却绝对不是最好的，因为完全竞争会使企业把价格定得低于成本，造成资源的过度消耗。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的产权制度和市场竞争是不相容的。

四：商业道德问题。中国的商业道德是非常差的，讲信誉的人实在太少了。有人说中国文化中有不讲信用的底子。我认为不然。古人讲求诚信。比如说，19世纪，山西票号西到圣彼的堡，东到神户，大阪，那么远的地方，没有中央银行监督，但是信誉很好，没有赖过帐。现在有那么多政府部门在监督，信息传输又快，信誉恰恰一塌糊涂。那么，是什么糟蹋了中国人的信誉和商业道德？

答案还是产权问题。所谓信誉，很简单，就是牺牲眼前利益，获取长远利益。在博奕论中，只有在进行重复博奕的时候，有充分耐心的时候，人们才会讲信用。但我们的产权制度使得几乎所有博奕都变成了一次性博奕。这个企业今天我管，明天谁管？不知道。那么我为什么要为了明天的利益而牺牲今天的利益呢？所以，大家都搞一锤子买卖，骗了一把算一把。如果企业是自己的，即使不想干了，也想卖个好价钱，也有积极性建立一个好声誉。所以说，道德基础败坏与产权制度有关。当我们用一把火烧掉了地契的时候，也就烧掉了中国人的道德基础，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问题，烧掉容易，恢复起来谈何容易。大家经常说现在是“黄世人害怕杨白劳”，当时我们就是要让黄世人害怕杨白劳，现在我们自己变成黄世人了，又觉得不好。如果没有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中国的道德基础不可能建立起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将只能是充满骗子的市场经济。五，投资行为问题。现在大家都说人们不愿意投资，所以总需求疲软。人们的投资行为是由预期决定的，预期什么？最重要的预期是产权的预期，也就是投资后的收益是否能得到保证，自己栽的树果子是否归自己。如果个人的产权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人们就不会有稳定的预期，谁会愿意投资呢？破坏产权不仅仅是把东西从你手里拿走，任何随意改变博奕规则的政策都是破坏产权。我今天买辆车，没什么限制，突然明天宣布说你的车尾巴太短，不能上长安街，这就是破坏产权。

有人说鼓励投资的最好办法是降低税率。其实最好的办法是保护产权。中国的投资问题不在税高税低，而在于征税的对象是没有安全感。比如说，一个国家税率为零，但政府有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随时没收你的产权；另一个国家的税率是百分之七十，但个人的产权得到有效保护。那么，显然后者比前者对投资者更有吸引力。不保护产权，降低税率作用微乎其微。中国的资本都流到国外去了，再用种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无异与赶走亲娘找后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