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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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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宪容:股市暴跌更多是投资者羊群效应
2016-01-20 8490
2015年1月19日,上海综合指数暴跌7.7%,创7年最大单日跌幅,盘中最大跌逾8%;深证成指跌6.61%;金融股全部跌停,权重股集体奔跌停;股指期货主力合约跌停。有人形容,这突然而来股市暴跌,是“踩踏型”的下跌。
这次股市暴跌之原因,一般市场认为主要是由两则新闻引发。一是证监会对12家券商开出罚单,并对若干大型券商的“两融”业务提出警告。二是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要求商业银行对于“委托贷款”项下的资金进行严格监管。
其实,对于监管层的两则要求,我在1月17日《中央要让国内股市由“疯牛”变“慢牛”》一文中说得很清楚,这些政策的象征性的意义大于实质性的意义。因为,监管部门并不希望用严厉的监管政策来浇灭这一波牛市向好的欲火,而是主要是要防范股市可能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因为,监管层不希望让类似2014年的“疯牛”再次上演,并由此导致2015年中国股市的系统性风险。
但是,理论的分析为何与实现的市场会相差如此远?为何如此轻描淡写的政策会引发中国A股如此暴跌?真的是政策因素,还是有其他原因?
其实,我在月初时就已经指出,当前中国股市与以往有很大不同,一是微权力时代崛起,投资大众化及信息传播方式改变;二是股市的杠杆化;三是民众财富增长社会心理基础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内股市的预期形成方式及市场运作方式与以往有很大不同。这些变化很容易造成股市的震荡与波动。
在这种市场条件下,2个多月来中国A股的狂热,把上海综合指数推动上涨了55%以上。在2个多月时间里,已经入市的投资者都知道,股市指数快速飚升,并非股价的理性回归,也不是实体经济全面向好,更多的是各类资金涌入股市杠杆化拉动的结果。
对于这样的一个市场,已经入市的投资者早就知道这个市场总有一天会大跌,随时都准备逃出。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风险极高的市场来说,股市上的信息有任何风吹草动,不仅会很快地循环放大,而且随时都可能成为投资者出逃的理由。
还有,对于进入杠杆化的中国A股来说,其杠杆化仅是走了一半,另一半却还没有发展起来。即股市的融资融券更多的人所做的是融资,即“做多”股市;而融券这一半则发展不足,即“做空”股市。由于更多的是“做多”股市,股市上涨还可以上涨,投资者的杠杆率也就越来越高。如果“做多”与“做空”同时发展时,早两个月的股市就不会涨了再涨,因为“做空”的力量随时都会遏制“做多”的力量过度发挥。
正因为市场的“做多”力量占主导,正因为这种“做多”行为的赚钱效应越来越大,这不仅会吸引更多的资金及新投资者涌入市场,也会让投资者杠杆不断放大。也正是投资者杠杆不断放大的过程,其风险也在放大,而且风险放大的速度更快。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市场有任何政策上的风吹草动,甚至于有任何不利于市场“做多”的信息都可能成为投资者仓促出逃的理由。如果一个投资者出逃,并让市场预期迅速逆转,那么整个股市的投资者都可能闻风而逃。当所有的投资者都想逃出这个高风险的市场时,股市“踩踏式”的下跌就出现了。更何况两条新闻已经消化了两天,这更是让更多的投资者出逃积蓄了时间上的准备。因为,没有一个股市的投资者愿意让狂热股市最后一棒持在自己手上。市场投资者都很清楚,这最后一棒的风险有多高。面对高杠杆的市场,一旦风吹草动,逃出是最好的选择。这就是1月19日股市狂跌的根本原因所在。
但实际上,对于当前的中国A股来说,政府“做多”股市的愿望并没有改变。只不过,中央政府更想让股市的“疯牛”变“慢牛”。只要这点存在,国内股市向好的态势并不会改变。重要的是投资者如何在这震荡的股市降低风险。
对于政府来说,要让股市的“疯牛”变“慢牛”,就得健全融资融券机制,不要仅是让一方面过度发展。如何有这机制,“做多”与“做空”就能够互相制衡,就减少股市过度震荡。还有,既政府要“做多”股市,那么政府出台任何政策就得把对市场冲击降低到最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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