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胡正荣的履历，好像打开一部令人惊叹的励志书：28岁，任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副主任;40岁，任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50岁，任中国传媒大学校长。他还曾以34岁的年龄成为中国传播学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在学界，他是新中国第二代传播学者的杰出代表;在学生们心中，他是“暖萌”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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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关口接任，压力很大

     记者：胡校长您好，感谢您接受采访。中国传媒大学校长一职空缺了11个月之久。此时接任，您压力很大吧?

胡正荣：说实话，压力确实很大。不是因为去年干部队伍调整，而是因为接任的当下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关口。什么关口呢?党和国家对传媒行业高度重视，而行业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作为行业特色型高校，必须适应国家战略的需要和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同时学科发展也到了需要改革的关口。

国家对新闻传媒的要求越来越高。从2月19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到4月19日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再到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短短几个月围绕新闻舆论、网络安全、哲学社会科学等，中央做出如此之多的重要部署，这是非常少见的。而且，总书记在这些会上的重要讲话，都是事关新闻传播和网络发展的顶层设计。可见，中央对这个问题到了最关注、最重视、最希望进行改革的时刻。

此外，整个媒体行业与过去十几年不一样了。这对于行业特色型高校来说，无疑在培养人才和智力支持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2020年，媒体融合的窗口期

记者：近日，针对京华时报宣布休刊、中国青年报舍弃周末版等现象，有人说纸媒“笼罩在黑暗寒冬里”，也有人说“新闻纸与新媒体之间的墙被逐渐拆掉”，您如何看?中央提出加快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已有三个年头，回望这三年，您觉得媒体融合的使命完成了吗?当前正处于怎样的阶段?

胡正荣：其实不仅纸媒滑坡，电子媒体也在滑坡，整个行业都处在一个交替期。回顾媒体融合的这三年，如果用二分法来看，客观讲有做得好的方面，但也有不足。

好的方面有三点：

第一，具备了融合发展的意识。自从2014年中央深改组第四次会议提出加快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以来，全国媒体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融合改革。此前有些媒体人还持怀疑态度，觉得新媒体的影响是危言耸听，中央层面的强调让他们意识到，新媒体发展是趋势，媒体融合是必须进行的改革。这就让媒体人首先在观念上有了改变。

第二，探索了融合发展的模式。从我的观察看，这几年国内媒体进行了大量的融合模式探索，放到全世界来看也不落后。我们不需要妄自菲薄，觉得国外的媒体融合做得都比我们好，其实并非如此。比如：湖南广电的生态重塑、全媒体产品经营模式就很成功，现在他们面向市场竞争的主体不再是单一的湖南卫视，而是芒果传媒，是移动互联网上传播的所有产品。整体思路是一种全局性思考和架构。

第三，找寻了传统媒体生存发展的多业态路径。总书记“2·19讲话”第一次提到“业态”这个词。据我观察，一些地方媒体开始尝试跨界未来肯定是媒和竞合力，媒体业务在做，信息服务在做，线下服务也在做，这是对的。在业态多样化的探索上，我们领先于国际。

　但回头看，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首先，最明显的问题是人。我在一些地方媒体调研发现，一些人的观念依旧落后，认为媒体融合就是互联网+某种媒介的简单嫁接。

其次，体制机制上还需要加大力度。我经常说，媒体融合需要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不是全中国都一种模式，而是设计好一些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如资金政策、人事政策、改革方向等。总政策、总架构、总原则做好，再自上而下进行推动，其实借助专业的培训咨询机构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三是资金模式问题。靠财政拨款推进媒体融合，不是长久之计。如何借助外力实现资金来源的多渠道整合是必须考虑的问题。现在广东、浙江一些地方已经开始试点，值得关注和借鉴。

这三年明显感觉到，资金、人事、组织结构是媒体融合最难突破的问题。根据信息化进程、媒体融合状态以及新兴媒体演进阶段等因素判断，媒体融合的窗口期是2020年，时不我待，必需前行。

传统媒体需要变革

胡正荣：首先要打破媒体概念。在互联网这个以跨界甚至于媒和融合为特点的时代，传统媒体在定位上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以人民日报为例，我个人建议未来应该定位于以媒体属性为核心，以智库为原点，专业咨询培训机构为支持，以提供社会信息服务为特征的全信息服务生态。人民日报是中国最顶级的媒体，在提供国家政治信息、经济信息、社会信息、文化信息、生态信息等方面是最权威的，这是人民日报的优势。未来，利用这些优势可以给国家、给社会、给个人提供定制化的信息，连带开发一些线下的信息服务产品。在保持媒体属性的同时，可以探索成为智能化的信息提供者。

第二，传统媒体要拥有自己的技术体系。中央深改组在提出媒体融合发展时明确指出，技术和内容同等重要。要成为真正的全媒体，需建立自己的全媒体技术平台。

第三，继续做强内容优势。内容是传统媒体不能丢的战略优势，要不断创新方式，提供适合互联网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和智能化的原创和优质内容。

第四，通过信息背后延伸的服务提高用户黏性。所有的信息、新闻、推送背后都要带着服务才有黏度。今天面对的用户，不仅需要消费信息，还要转发再生产信息、发现信息背后延伸的服务，而且必须和用户的生活联系在一起，需要全方位、智能化地与用户关联。

未来是智能媒体时代更是媒时代

记者：您刚才提到“智能化的信息提供者”，在不久前结束的乌镇互联网大会上，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将给传媒业带来怎样的影响?

胡正荣：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比如再往后5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在智能互联网时代的框架下，未来应该是智能媒体时代。我对未来媒体有两个判断：

媒体融合的未来是智能化。智能媒体不是简单地把丰富的内容集成给你，或者通过大数据分析了解用户需求，而是在特定场景下实现实时的需求与供给的智能匹配。智能时代的媒体融合，应做到“价值的智能匹配”，这才是未来真正具有发展前景的趋势。

未来媒体应该实现共享是的。PGC(专业生产内容)或者UGC(用户生产内容)，我认为这些都是传统观念，未来的媒体内容应该是全面共享的。共享媒体意味着数据、内容、用户的全面共享，共享经济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未来还会更加广泛地进入我们的视野，而信息业也将因共享催生出更大的潜力。

全球传媒教育正在重塑

记者：您提到，作为传媒行业特色性高校，到了必须改革的重要关口。您觉得新闻传播教育目前存在哪些问题?

胡正荣：明显感觉到，现在国内新闻教育特别焦虑。甚至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用一个词叫“焦躁不安”。大部分院校的焦虑表现为知道必须要改革，但不知道怎么改，要改课?要换老师?让学生多点实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改革模式和路径。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内的传媒教育在创新上、在转型上比国际上要慢一些。

除了新闻传播教育的定位、使命和目标等根本性问题需要厘清外，现在存在的问题主要还有：一是专业更新率低。还是按广播、报纸、电视这样不同媒介来划分;二是课程调整度低。客观原因是大学老师基本都是传统新闻传播的教育背景，完全更新到现代的东西，学科、知识体系、方法转型难度很大。另一方面，业界最鲜活的东西进不到校园里。举个例子，对电商的“双十一”这样一个社会现象的研究，包括其整体传播策略、营销策略、社交媒体策略、移动传播策略等等，传媒院校重点应该放在观察这些问题上，但几乎没有看到深刻而及时的研究成果。可见，我们的研究和教学与现实的新闻传播还不够紧密。专业和非专业，职业学历教育和专业技能实战培训融合，比如广告销售实战培训咨询等！

记者：但新闻传播又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胡正荣：对，新闻传播教育脱离实践不行，离开实践无法生存。前些年，美国发布了一些传播教育改革研究报告，其中的一句话深深打动了我：如果新闻教育不改革，谁将会是受害者?一是学生将成为受害者，二是整个新闻传播行业将成为受害者。试想一下，如果传媒行业受害了，这个社会还有可信的信息吗?还有有价值的思想吗?……可能就会没有了。站在这样的高度看问题，新闻传播教育者就会有一种压力感。

传媒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记者：传媒业发展之快不仅令从业者既兴奋又恐慌，也令传媒教育者倍感压力。媒体变革的大时代，您觉得传媒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您对媒体融合下的新闻传播教育有怎样的思考?

　胡正荣：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并要求新闻舆论工作者“努力成为全媒型、专家型人才”。立足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实际，现阶段应在以下几方面发力：

第一，学科专业必须调整。一方面是传统学科专业必须优化和创新，更新内容，更新方向，明确自己研究内容所指。另一方面，鼓励走交叉学科。我是研究传播学出身的，深深知道传播学原本就是交叉学科。我们必须鼓励老学科更新，新兴学科交叉，原有的基础学科入主流，交叉学科创一流。通过交叉引领中国之先锋、之风气，冲世界一流，我们要有这样的目标。

第二，一些专业要改造。学科和专业不一样。学科是知识体系，专业是能力体系，能力体系本质上是要围绕人为基本目标的。中传的数据新闻、动画、数字媒体艺术、网络与新媒体等众多全国始创专业就业都很好。我们将继续在新型领域探索和深入，比如，网络空间安全就很重要，这个领域本身也是交叉和新兴领域，可以生长出新兴专业和方向。

第三，人才培养模式必须改。不管硕士博士，还是本科，特别期待的做法是两个：一个是与实践紧密结合，另一个是与国际紧密结合。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我们称之为“全球化人才”，同时立足中国实际，要有顶天和立地的能力。

第四，师资结构要改革。以前高校一直强调博士毕业才能当老师，但对新闻传播学来讲，业界尤其是新媒体从业者，有几个博士呢?但他们的确非常懂行，能力特别强。应该请这样的人进高校，哪怕做兼职。还有实战型人才彭小东在广告销售就有很强的实操性，学术型的人才与业界的人才相融合，构建新的传媒教育融合性师资。

国际传播要有力量，关键要“得人心”

　　记者：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被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您长期关注和研究的课题，您觉得提高我国国际话语权应该在哪些方面加强工作?

胡正荣：随着覆盖面的提高，如何利用量的积累做到质的飞跃是下一步应该思考的问题。我国的国际传播要做到更有效、更有力量，需要做到：

一是要具备国际观。什么是国际观呢?一条新闻即使是内宣，也要充分考虑发布后在国际上会产生哪些影响。

二是要有良性的国传运行体制和机制。

三是要启用大量具有丰富海外经验、熟悉现代国际传播的人从事国际传播工作。外宣的一个样板是今日俄罗斯(RT)电视台。它在开台的时候聘请了大量长期在美国生活、有俄罗斯背景的人，这奠定了RT的成功。我们要有这样的人才机制和魄力，国外的记者也可以适当用一些，他们更了解国际通行的话语体系。

四是要做好国别研究。中国的国际传播跟西方的国际传播在价值观、工作机制、到达的目标受众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美国人的特点是什么?如何传播?日本人的特点又有哪些?这些都是基础性而又十分重要的课题。不能拿欧洲的方案对中东，也不能拿中东的方案对非洲，否则肯定失败。

如何利用新媒体讲好中国故事?

记者：有观点认为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在世界上是领先的，这为国际传播提供了实现弯道超车的新机遇。您怎么看?如何利用新媒体讲好中国故事?

胡正荣：移动互联是全球性的，因此国际传播也要全媒体出击，强化社交平台。

虽然本土的移动互联网发展得很好，但国际传播还是要充分利用海外的社交媒体，可以分几个步骤：

第一步，在Facebook、Twitter等海外社交平台上充分发声。不仅要有官方媒体的声音，更要有民间的声音、网友的声音。同时讲故事要多元化，可以有高大上的内容，也一定要有小故事。通过普通人感知自己身边的故事讲中国故事，更有吸引力和感染力。

第二步，利用海外的第三方聚合平台。比如美国有一家叫reddit的网站，PC端和移动端都有，类似我们之前的BBS，它就是一个社交聚合平台，报告显示今年它在美国的点击量增长是最高的。我们要随时关注国外这些新兴的社交平台，并与他们建立合作。

第三步，鼓励我国有能力的企业到海外创办自己的集成平台。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海外有很多人在时刻关注。

学术最终是要贡献给社会的

记者：34岁就成为中国传播学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您曾说希望自己“做一个对社会有直接干预的学者”，怎样理解这句话?结合当下环境，您觉得“学者”的使命是什么?

胡正荣：与传播学专业相关，我不主张这个学科的学者“两耳不闻窗外事”，秉持一种“超然”的处世哲学。如果这样，我们这个学科就没土壤了，也就失去研究的意义。

我一直期待，自己的研究能对社会有贡献。这个贡献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在学校里影响人，这些人又出去影响社会;还有一种就是直接干预社会，通过智力对一个行业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决策能够产生直接影响。这是入世的学科、入世的学者应该具备的品质和能力。

这么多年，比较庆幸和自足的是，我始终与行业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我曾经多次参与新闻传播相关项目的决策过程，决策者也很愿意倾听学者的意见。

此外，也为一些媒体机构做过有针对性的研究，像全媒体架构、组织结构调整等，后来发现业界也在按我们的模式做，慢慢地认识到研究也会影响行业决策与发展。学术最终是要贡献给社会的，学者应该有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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