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这个世界，哪国人最没有信仰、最实利主义，答案肯定是中国人，中国人的实利主义被众人所诟病，我不愿为实利主义开脱，但对比那些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来说，实利主义却显得温和许多，宽容许多。实利主义者，趋利而避害也，凡做一切事情、看待一切问题皆从自身利益去考虑，但原教旨主义者——乃极端的信仰者，非趋利而避害也，为所信仰、所奉献的价值，不惜自我牺牲，更不惜拿别人去牺牲，任何事与物都必将被包含于他们所信仰的价值体系里，否则必遭口诛笔伐，甚至杀身之祸。我想实利主义与原教旨主义就像绝对正极与绝对负极的关系吧，两者皆不可取，我仅用一个比较坏的价值观去说明另一个价值观更糟糕。

原教旨主义者并不是什么新鲜词，但是它对我们的伤害却无时不在，地球上每一处的枪声以及爆炸声，无时无刻不提醒着他们的存在，他们拒绝沟通，拒绝宽容，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我们”与“非我们”之间作斗争。无论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冲突，还是东西方文明的冲突，都远离不了原教旨主义的梦魇。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没有宗教的科学是没有保障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这两者实际是泛指人的精神信仰与理性精神，精神信仰来源于人的情感纬度，而理性精神则来源于人的思考纬度，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就两大纬度作了细致的研究，他认为这两个纬度不能同时进行，一个人不能在同一个时间点即用情感去感受事件，又用思考去分析事件，彼此是一种替代关系，任何人都具有这个两个纬度，但是此消彼长，有所则重，这就可以说明 —— 当很大感性的人（主体）在向其认同的价值观念（客体）投入过多情感的时候，就很可能被客体所同化，最后就失去了主体对客体的驾驭，相反是客体驾驭了主体，人在信仰中逃避了孤独，却在认同的客体中所同化。  

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浪漫主义席卷欧洲，那是一个主张情绪宣泄的情感泛滥年代，这种文化现象一直到二十世纪初达到了顶峰，无论在音乐界，还是文学界、哲学界，从瓦格纳到叔本华、尼采，再到政治界的希特勒、斯大林，可以说他们都是不同程度的浪漫主义者，同时也是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同样都是以浪漫主义精神投入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中，于是被客体所驾驭，甚至到二战后弥漫美国社会的麦卡锡主义也同样是狭隘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不宽容成为战争的源动力，战争的爆发并不能单纯地指向某个人或某个政党、某个民族，当主体被客体所同化，当人被其信仰所囚禁的时候，当“我们”与“非我们”发生冲突的时候，战争就不可避免。

二十世纪中叶，美苏争霸开始，世界被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阵营所分割、所对立，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梦魇一直盘旋在人类上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是为人类所服务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总是为人类所服务的，但是当人们把它们所神话到不可置疑、不容改善的时候，这还是社会科学吗？因为科学的精神是改善的精神，是实践的精神，而不是被神话的精神。

马克思、恩克斯的伟大成就在于开辟了另一条人类的新道路，但是这套科学体系，同样具有时代性与不完整性，它不是一层不变的，既然是一门社会科学，那么就应该时常在认可中、质疑中与改善中，不断前行与发展，相反越是那些永恒的真理，就越没有生气，它们只能在僵化中老去， “永恒”是人类所去定义的，而“僵化”是必然的结果，文革十年浩劫，中国人被客体化了，邓小平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中国人从万丈悬崖边拉了回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重新诠释并完善了社会主义，当东欧人、苏联人嘲笑我们的时候，我们开始了，当他们不再嘲笑时，却被我们甩得很远很远，中国今天的成就在于我们走出了原教旨主义的躯壳，并在不断改革中，摸石头过活，一步一步往前走。

而对于那些极端的信仰者来说，最残忍的莫过于亲手毁灭掉自己的希望，日本六十年代的一个老电影《日本最漫长的一天》，描述了在1945年8月15日前夕的日本军部暴动，这些极端的军国主义者实在难以接受所谓大日本帝国投降的事实，不惜攻入皇宫，阻止日本内阁与天皇投降，这些日本军官、日本士兵纷纷以自杀而表示爱国，其实是他们根本无法毁掉自己一直所希望、所向往的军国主义梦想，千万别用高尚来形容这些军国主义者，这些法西斯分子的主体性完全失去了，他们都是一些不会思考的军国主义躯壳而已。

有人会说信仰乃是一个动词，被信仰的标的物是致使原教旨主义者产生的真正原因，有人说这是一个精神病现象，因为弗洛伊德就指出强大的超我会使人走向极端，是很多精神病患者的共同特征，只有建立强大的自我，控制住人的本我与超我，人才会拥有最理想的心理健康状态，我都很同意上述两种看法，但是“信仰”这个动词却常常在使用的过程中被惯性化，当速度不能够停下来的时候，很多人就因为信仰而变得不宽容，变得愤怒，变得残忍。其实“诚实、善良、宽容、勤劳”这些中国的传统世俗观念早已为人所熟悉，所共知，所认同的信仰，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