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理解了,这是一种公司合作……这种模式……让人没法活。”这是最近Naomi Klein(“反品牌运动”)对碳交易市场、绿色激励以及不断涌现的,支持前两者的公司和慈善之间紧密联系所作的严厉批评,她自称是反资本主义占领运动的斗士。
Klein女士在发起任何可能困扰商业的事情上是还是可靠的。但是,此次她的观点却契合一种更加广义的,反对公司与非政府组织联系的观点。两者之前的伙伴关系已经变得好像是户外团队建设活动一样:刚开始略微有点新奇,但现在有自尊的公司却不可能没有它了。
C&E顾问服务公司对欧洲的多国和英国慈善事业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超过三分之一的公司向它们的慈善伙伴投入了1000万英镑以上的资金,并且差不多三分之二将这种伙伴关系定为“战略性”(姑且不论其意指为何。)
但是,这是对立者之间的伙伴关系。商业倾向于通过遵守法律来减免自己对于社会的责任。而慈善则想做应做这事。的确,慈善喜欢普遍权利:获得食物的权利、获得清洁饮水的权利,等等。商业则从市场出发,而非从权利思考问题。
鸿沟正在扩大。C&E所知,对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关系将达到其目标”非常有信心的“公司份额近一年来已经下降了几乎一半。只有40%的非政府组织认为伙伴关系让公司的行为向好的方向转变——一年间下降了10个百分点。
最近的事情对于人们意识中这种联系的益处进行了几次沉重的打击。许多公司签署这样的交易是为了得到莎士比亚所说“气泡声誉”:只要看起来不错,不管这种活动是否值得。
但是,英国石油提供给美国环保非政府组织的成百万英镑对于公司在墨西哥湾污染事件中,美名不断受损并无助益。英国石油公司前老板John Browne甚至上了一个非政府组织的榜单——这就是他从非政府组织所能得到的东西。
对慈善方面——它们经常是不情愿的伙伴,因为经常有被指责为出卖的风险——今年四月间的两件事让它们焦头烂额。其中之一是欧洲碳交易市场的失败。
环境保卫基金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在力争市场机制当中,冒了很大的风险,因为绿色对手,如Klein女士这样的人认为全球集中规划将是减少全球变暖的唯一方法。因此,这个全球最大的碳交易计划的破产让其所有的支持者们难堪,也将负责任的非政府组织置于勾结财富的攻击之中。
另外一件事就是孟加拉国的纺织厂建筑拉纳大厦的倒塌。一些世界上最知名的非政府组织曾经投入巨大的努力来改善大型服装制造商的供应链,如贝纳通、西班牙百货商EI Corte Ingles、普利马和沃尔玛。拉纳大厦里面的工厂为以上所有的商家制作服装。
但是,如果供应商容忍如此恶劣致命的工作条件,那么它们的那些善意努力的意义又何在呢?对于慈善,它们何须承担所有的烦恼?为什么不只到普利马在伦敦的旗舰店转转——就像“向贫困开战”组织所做的那样——然后就大叫说公司应当为这些死亡受到谴责?
然而,在做出伙伴关系没有价值的结论之前,有必要回忆一下它们刚开始时启动的原因是什么。非政府组织帮助公司得到它们自身无法获得的市场。由Jon Miller、Lucy Parker和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的Duncan Learmouth所写的一本新书《所有人事业》,认为“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是对于金字塔基础,即对边缘人口的洞察……那恰恰是我们在生意上所缺乏的理解力。”
环保非政府组织帮助公司巩固它们减少污染和浪费的努力。宝洁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品包装商,它说绿色团体已经在过去十年中,通过“可持续项目”,帮助它节省了大约10亿美元。
在吸引和保留理想主义毕业生方面通常优于公司:伙伴关系可以让公司沾上一些魔法。(确实,它们可以非常成功:有些公司的社会现任部门挤满了正在执行他们在非政府组织工作时倡导的那些政策的人。“伙伴关系不能帮助公司免于公共关系灾难,如英国石油公司那样,但是可以提升它们与监管者的关系:环保慈善组织世界野生动物基金,帮助可口可乐缓和了与印度之间破坏性的冲突,它一度曾经导致印度最高法院要求公司交出具体的(仍然保密)配方。
即使是邪恶的资本主义也会对此加以利用
对于非政府组织也一样,与公司的伙伴关系自有其用处。公司提供金钱,这是慈善所需要的。它们也提供了一种影响百万富翁行为的方法。全球各地大约有15亿人种植和制造食品。希望改善营养,或者减少食品浪费的非政府组织不能指望影响这么多人的行为。但是,大约100家公司销售了全球约四分之一的食品。改变它们适用的标准,将比慈善自己曾经取得的成就产生更大的影响。
总之,伙伴关系的益处不会是整齐划一的、顺顺当当,甚至不会是令人满意的。有些联盟是精心设计的,有些则未必。有些公司投身于理想;有的则不是。而非政府组织与公司本身也差不多:它们追求市场份额;它们争夺捐助。
像世界野生动物基金那样的组织,希望介入商业。其他的,如绿色和平组织,不介入。而一少部分,如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则想脚踏两只船——刚严厉批评公司,下一分钟向它们提供咨询。伙伴关系既混乱,又不统一。但是,总的说来,它们是向善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