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商人：从商业文化看中国企业家的出路

                                                            姜汝祥

我觉得中国的公司在未来的定位应该放在一件事情上，我把它叫做“回归商人”。

中国的企业家那么努力，最后还是在最基本的商人层面上出了问题，因为中国的文化本身不是商业文化。其实，做商人要有商业文化，比如守规矩、讲诚信、先付出后收获，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东西，但是在中国的农业文化中没有明显的体现，因为中国的农业文化更强调讲人文道德，讲人际关系。

胡雪岩、曾国藩背后的非商业文化

中国相当一批明星企业家热衷于学习胡雪岩、曾国藩，在业界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为什么他们会热衷于学习这些“权谋高手”，我觉得其中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在骨子里或多或少仍然受着传统文化的影响，所以，学习这些“权谋高手”高手就能帮助他们“有效”的解决问题。但可能令他们想不到的是，这种做法的“有效”性却只是一种短期高效，长期就会无效甚至有害。

第一，胡雪岩、曾国藩“经典”做法背后的“人治文化”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或者说，传统文化基本是一个建立在人身依附关系上的“人治”文化。

“人治文化”最明显的一个做法就是用能人，而用能人就特别讲究“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可我们都知道现代企业管理讲究的是用人要疑，讲究的是“制度第一，能人第二”。曾经有位老总跟我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他对下面的一个人非常看重，在各种事情的处理上，他们都配合得特别好。但是那个下属总是说他不信任自己。为什么呢？最后这个下属说了：“你看看我跟了你差不多十年了，你从来没让我去过你家，从来没让我为你家做过什么。”

就是说只有我去了你们家，我为你自己做了什么事情，你才是真正的不怀疑我。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些学习胡雪岩、曾国藩“权谋”的企业家那里，他们恰恰就是如何通过这种私人关系的建立，来构筑以他为中心的能人依附体系。

这种依附体系本质上是对个人忠诚而不是对事或公司忠诚，大家可以想像得出，建立在这种忠诚关系上的企业做得愈大，是不是就愈危险？ 

第二，胡雪岩、曾国藩“经典”做法背后的“清谈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由于本质上是一种农业文化，这种文化对什么东西的描述提倡的是含糊的“悟道”而不是清楚的量化。比如“一生二，二生三”，到三就要“生万象”，数到九的时候就“九九归一”。我们对于数的概念就是：要么到三，要么到九，后面就没了，三和九都可以代表无穷多。

所以，我们发现那些学习胡雪岩、曾国藩的企业家，也非常提倡悟道，提倡所谓的大道无术。他自己说什么不喜欢一是一，二是二地说清楚，而是希望下属去悟，这样的好处是，第一可以使下属永远在捉摸他在想什么，每个下属都从只言片语中以为自己深得真传，从而使他永远可以坐在中间来平衡下属的权力斗争。第二，他永远都是正确的，你做对了，那是你对他的精神“悟”对了；做错了，那是你对他的精神“悟”错了。

在这种体系下的员工最终只会像传统中医那样只有两种结果，要么一事无成，是一个很平庸的江湖医生，要么就大彻大悟成为一代名医，中间没有过渡阶段。这种体系与类似西医的现代企业管理体系是相反的，西医是可以学习的，从一般的医生到最高水平的医生，有很多级，每级都是可以通过学习实现更最高级。

为什么几乎每一个大的民营企业，都培养出了无数的“小老板”？原因就在于那些真正“悟”出了道的下属，就会自立门户，然后他们大了，又培养出无数的能人出来成立小公司与自己竞争，周而复始。而我们发现真正在跨国公司做到高层的人，如果离开也会是到另外的大公司做高层，很少自己出来做公司，道理与国内“悟道”的高层相反，他们除了大公司那种正规化的打法之外，小公司“全能型”的打法大都不会。

第三，胡雪岩、曾国藩“经典”做法背后的“面子文化”　

中国人讲究以“情理服人”，情在前，理在后。一件事情发生后先从感情的角度去理解，先要讲面子，然后再来讲道理。这种观念与现代企业观念是相冲突的。现代企业的观念是：理在前，情在后。我们先把这个事情的道理讲清楚，至于感情我们放到第二步去谈。

这种面子文化最大的恶果就是熟人文化导致的“制度变形”。什么叫“制度变形”呢？举个例子，我们往往在处理一个问题的时候是两套做法：碰到一个陌生人的时候，讲规则，讲利益。等到大家熟了，就讲哥们义气。

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以胡雪岩、曾国藩为榜样的企业家，常用的手法就是两套逻辑：对手下的能人或亲信是一套，以此换取他们的忠诚，而对员工是另一套，大讲制度或规则。结果大量的制度因为人不同而不同，久而久之，下属也会发现与其遵守制度，不如投靠某某，在企业形成或明或暗的帮派体系。

执行启蒙：中国新一代企业家的使命

　　执行启蒙是中国新一代企业家的使命。从依赖人格的“小农商人”，走向独立人格的职业商人。所以，这里所讲的执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那种执行。我讲的执行针对的是中国企业普通存在的两大“突破困境”：　　

　　第一，中国企业家能力太强，导致员工能力不足。

　　就像父母能力太强了，子女就产生依赖思想。伟大的旗帜下往往是平庸的雇员。

　　第二，中国员工太聪明，导致执行力不够。

　　世界上执行里最好的公司，比如德国和日本公司，员工有什么特点呢？做事都很认真。而中国员工的特点是聪明，聪明人的做法往往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聪明人总在想每一件事都有捷径，所以，企业家就要被迫与员工斗心眼，可企业家在明处，员工在暗处，结果就是企业内耗，执行力不足。

　　一句话，有什么样的企业家，就有什么样的员工；有什么样的员工，就有什么样的企业家。可企业家和企业员工为什么又这样？答案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农业文化。我们不否认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优秀的东西，但是当工业社会甚至信息社会来临的时候，中国的传统农业文化绝对不会成为未来商业社会的主流。为什么？

　　因为农业文化最大的问题在于“农民没有原则”。我们想想，除了产权问题之外，农业要受到天气的影响，农民就被天气摆布，看天吃饭，听天由命，被天气摆布的人怎么会有原则？

　　没有原则，所以就认为“有用就是好的，没有就是不好的”。这就是中国文化中权谋文化、实用主义文化的起源。

　　大家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只要生为中国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权谋家，因为这是农业文化的本质。有办法吗？没有！因为我们生在其中。但是，就像万科王石所讲的那样，“你以为我不懂权谋？你以为我不会玩这套游戏？不是不会，是不愿！”

　　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是一回事，这叫蒙昧；认识到了却不自救，就是罪恶。基督教中上帝眼里最大的罪恶，就是感受到了良知的存在却不自救。

　　在经营企业的道路上，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演变，从依赖人格的“小农商人”，走向拥有独立人格的职业商人，我们在慢慢地国际化。国际化不仅仅是经济含义，国际化还包含着文化的含义，以成败论英雄是很愚昧的。但愚昧归愚昧，因为我们被欺压、没当老大已经很多年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留给我们这个民族太多屈辱，外国列强每一次入侵，都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内心深处，种下屈辱的种子。

    心理学告诉我们，有些东西是可以遗传的——屈辱、仇恨都是可以通过文化遗传。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不随时间慢慢消融的话，我们这个民族就会被屈辱、仇恨蒙住双眼。

    这就是为什么我给“执行”赋予“启蒙意义”的原因。因为我们所做的，是执行背后的东西——在中国建立起拥有独立人格的商业文化！这是我们中国的希望，也是整个社会的福音，也是人类的福音。

    我们必须正视一点，在中国慢慢强大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慢慢地把心态放平。我们不能再让内心的仇恨滋长起来了！想想吧，中国第一代暴发户对钱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不就是对内心屈辱的反动吗？他们被社会的困境压抑了几十年，突然有了钱会怎么办？报复社会！

　　怎么报复？吃饭要吃最贵的饭！开车要开最贵的车！反正就是“砸钱”—只选贵的，不选对的！

    到了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对钱的概念正在发生改变，我们的心态在慢慢平和下来。因为钱是自己辛苦赚来的，成功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获得的，对钱哪有什么仇恨？钱是让生活更美好的工具啊？这是中国社会经历了20年伟大变革的结果。

　　但是我们这个民族真的杜绝了仇恨的种子了吗？对财富的观念真的很理性了吗？没有，只不过这一代富豪的屈辱比第一代富豪埋得更深罢了。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企业做到目前这个阶段，仍然会出问题的原因。因为中国企业的兴盛，不可能只依靠科学与技术获得。只有获得文化层面的强大动力，才能真正获得困境中的“突破”！

    这个强大的文化动力是什么？这个动力首先来自于我们对现实的正视。表面上我们在做商人，其实我们是农民式的商人，骨子里并没有现代商人的东西，比如独立人格，比如规则高于一切。但是我们相信，既然历史可以给我们沉重的包袱，我们就一定可以通过历史来把这个包袱卸掉。

　　道理非常简单，既然坏的环境给了我们坏的习惯，我们一定可以在好的环境里培养出好的习惯。

　　我们所说的执行，本质上就是在做这件事。为什么我说未来中国企业家的使命是执行启蒙？本质上，我是在强调，我们的出路在于从传统的农业文化向现代的商业文化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