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紧迫性
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高增长,当今,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制造业产出最高的国家,还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但从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看,大多数产业尚未占据世界产业技术制高点,仍处于低端加工组装环节,产业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偏低,与此同时,也积累了产能过剩、环境破坏、食品事故等问题。
判断一国是否是工业强国,主要有四大依据:一是大多数产业尚未占据世界产业技术制高点;二是一些生产规模大、市场占有率很高的国产产品,技术质量和档次并未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三是一些国产产品的整机质量达到甚至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但关键零部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依赖进口;四是中国产品文化含量(品牌价值)薄弱,与发达国家制造业竞争力差距较为明显。
显然,我国不是工业强国,还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迫切需要把提升发展质量放在首位,实现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
产业转型升级,就是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升级,从高能耗、高污染转向低能耗、低污染升级,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升级。
一、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现状
全球价值链分工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全球化过程。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了最终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中间环节的生产或服务活动,形成了以价值链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分工格局。
中国制造业在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进程中,绝大部分行业的VS(垂直专业化贸易额)份额长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美国的主要产业都处在价值链高端,技术水平较高,所需的进口中间投入较少。统计显示:中国制造业从总体上的垂直专业化程度非常高,所有行业的平均垂直专业化水平都超过了20%。其中,电子通讯设备的垂直化专业化率最高,达到了66.76%,这反映了我国近年来电子通讯设备加工贸易的迅猛发展的事实,说明我国电子通讯设备行业主要依赖于从国外进口大量技术含量较高的关键零部件,该产业本身自主研发能力匮乏。同时,通用专用设备制造、电气机械、仪表和其他制造业的垂直专业化率都超过40%。我国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垂直专业化水平普遍较高,进口产品中的技术含量较高,相对而言,在本国进行生产加工过程的技术含量较低。我国制造业垂直专业化水平较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技术含量较低区段的现状。
二、中国制造业存在的问题
市场经济发展的时间较短,企业家精神不足等原因造成我国制造业引进消化吸收和学习能力都不够强,外资溢出效应未能充分发挥,技术引进和自主开发结合不够紧密,制造业技术引进仍停留在原有水平,没能形成自主创新能力,始终对国外技术存在严重依赖,陷入了“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导致制造业水平与国外差距很大,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只能被动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具体而言,原因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自主研发能力薄弱
我国制造业整体自主研发设计能力薄弱,先进制造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水平低,几乎所有工业行业的关键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国外厂商手中,依赖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提供的关键技术,受制于人。比如,中国的制药工业有90%以上的产品几乎完全依靠仿制国外产品;虽然2013年我国汽车产销首破2000万辆,分别达到2211.68万辆和2198.41万辆,稳居全球产销第一,但是,仍然需要用高价从国外购买发动机等关键部件的核心技术和专利;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空调生产国,2013年空调产量突破1亿台,达到11133万台,但是,压缩机和制冷剂等核心技术掌握在国外发达国家手中;IT产业的产量虽然处在全球前列,可是芯片技术、操作系统等也依赖于国外。我国科技的对外依存度在50%以上,远高于日本、美国的5%以下。比如,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材料、高档数控机床的数控系统、集成电路芯片、汽车制造关键设备,长期依赖进口。
2013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发明申请82.5万件,同比增长26.3%,连续3年位居世界首位。发明专利授权量达到了20.8万件,其中国内专利授权14.4万件,约占总数的7成。目前我国在光学、运输、音像技术等领域专利发明与国外仍有较大差距。例如在光学领域,国外拥有的发明专利数量为国内的2.0倍,运输、音像技术领域为1.8倍。从35个技术领域中维持10年以上的有效发明专利来看,国外在华专利拥有量是国内的4.4倍,电信领域甚至达到了10.8倍。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体系的建立亟待加强。
(二) 自主营销品牌缺乏
从全球价值链的价值分布来看,除了研发设计之外,品牌经营、市场营销及相关的生产性服务环节也是主要的增值点。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创立驰名的品牌商标和掌控战略性的营销网络,是提高企业利润的关键。我国制造业知名品牌企业的数量及影响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市场营销和战略管理能力薄弱,缺乏全球营销经验,只会打“价格战”,主要依靠国外分销商或合作伙伴的营销网络开拓国际市场。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只是国际知名品牌的加工厂,为外资做零配件加工和代工生产,没有自主品牌和供销网络。虽然中国已经进入全球三大制造强国阵容,但是,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不仅中国的知名品牌屈指可数,而且,中国企业无一入选世界机械500强前10名,前100名的中国企业仅有9家。
(三) 高水平人力资本匮乏
人才资源是我国制造业升级中必不可少的战略资源,大力培养和广泛吸纳高级科技人才是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虽然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规模大、科技人力投入增长快,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科技人力投入强度不高,科技人才队伍质量不高,严重缺乏创新型人才。
三、中国制造业升级的紧迫性
随着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不断上涨,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面对印度、越南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优势的竞争压力,产品价格提升的空间不大,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利润面临进一步被稀释的威胁,并且已经出现逐渐被取代的趋势。如果我国企业一方面丧失生产制造优势,另一方面在技术、服务等方面又始终落后于发达国家,那么,我们会在国际分工中被动地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同时,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高强度消耗和高密集化使用的资源给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我国应该定位在制造环节,以制造业为切入点,尽快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研发创新,逐步向技术、服务等高端环节过渡。
(一) 发达国家高端技术封锁与中国的后发劣势
发达国家的长期发展来源于不断的创新,出于国家利益的切身考虑,具有技术垄断地位的发达国家绝对不会轻易将具有领先水平的高端技术转让给中国。同样,跨国公司出于保持自身垄断优势的战略需要,会保持对技术、设计等关键资源与核心技术的控制,也不会轻易转让自己掌握的关键核心技术。因此,如果仅仅依靠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很难跨越与他们的技术差距。中国虽然可以通过引进国外比较成熟的技术来不断提高本土产业的层次与水平,但是,后发劣势的问题永远不可能通过提高技术引进水平的途径得到根本性解决。解决后发劣势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在模仿、消化、吸收的基础上,不断加强自主研发与创新。只有通过长期持续不断地创新,才有最终实现技术突破和经济赶超,克服后发劣势,不断向前沿高端环节迈进。
( 二) 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其他国家的竞争压力
中国制造业的“世界工厂”地位,主要依靠廉价的劳动力等低成本竞争优势的支撑。近年来,各地陆续出现“民工荒”现象,这不仅是制度性因素引起的结构性劳动力短缺,也具有人口结构根源。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逐渐减缓,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因素导致了劳动力的短缺,标志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完结,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刘易斯转折点正在到来。随着工资总体水平的较快提高,从事简单加工制造工作的劳动者的工资也呈现上升趋势,各地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制造业企业面临着劳动力供给不足和成本不断上升双重压力。在国际上,“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越南等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试图通过加入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活动中来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它们拥有比中国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对中国承接国际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构成了很大威胁。同时,“金砖四国”中的其它三国也保持着强劲的市场经济增长势头,带来了巨大市场需求,它们越来越成为发达国家产业投资和转移的重要对象,俄罗斯丰富的资源条件、巴西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印度独特的英语优势等都对中国形成了较大的竞争压力。
(三) 资源环境紧张与转变粗放式增长模式的需要
发达国家专注于价值高端的技术和营销环节,把大量占有和消耗资源的生产加工环节转移给发展中国家,进一步优化了自身的资源耗费结构,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承接了这些价值链低端的生产加工环节,制造业的发展是建立在高强度消耗和高密集化使用资源的基础上的,是以日益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这种长期快速粗放型发展使中国已经面临着非常严重的资源和环境危机。因此,要打破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恶性循环的关键,就迫切要求提高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技术水准和附加值,摆脱长期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困境,大力推进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发展。
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紧迫性
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高增长,当今,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制造业产出最高的国家,还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但从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看,大多数产业尚未占据世界产业技术制高点,仍处于低端加工组装环节,产业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偏低,与此同时,也积累了产能过剩、环境破坏、食品事故等问题。
判断一国是否是工业强国,主要有四大依据:一是大多数产业尚未占据世界产业技术制高点;二是一些生产规模大、市场占有率很高的国产产品,技术质量和档次并未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三是一些国产产品的整机质量达到甚至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但关键零部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依赖进口;四是中国产品文化含量(品牌价值)薄弱,与发达国家制造业竞争力差距较为明显。
显然,我国不是工业强国,还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迫切需要把提升发展质量放在首位,实现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
产业转型升级,就是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升级,从高能耗、高污染转向低能耗、低污染升级,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升级。
一、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现状
全球价值链分工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全球化过程。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了最终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中间环节的生产或服务活动,形成了以价值链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分工格局。
中国制造业在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进程中,绝大部分行业的VS(垂直专业化贸易额)份额长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美国的主要产业都处在价值链高端,技术水平较高,所需的进口中间投入较少。统计显示:中国制造业从总体上的垂直专业化程度非常高,所有行业的平均垂直专业化水平都超过了20%。其中,电子通讯设备的垂直化专业化率最高,达到了66.76%,这反映了我国近年来电子通讯设备加工贸易的迅猛发展的事实,说明我国电子通讯设备行业主要依赖于从国外进口大量技术含量较高的关键零部件,该产业本身自主研发能力匮乏。同时,通用专用设备制造、电气机械、仪表和其他制造业的垂直专业化率都超过40%。我国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垂直专业化水平普遍较高,进口产品中的技术含量较高,相对而言,在本国进行生产加工过程的技术含量较低。我国制造业垂直专业化水平较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技术含量较低区段的现状。
二、中国制造业存在的问题
市场经济发展的时间较短,企业家精神不足等原因造成我国制造业引进消化吸收和学习能力都不够强,外资溢出效应未能充分发挥,技术引进和自主开发结合不够紧密,制造业技术引进仍停留在原有水平,没能形成自主创新能力,始终对国外技术存在严重依赖,陷入了“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导致制造业水平与国外差距很大,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只能被动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具体而言,原因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自主研发能力薄弱
我国制造业整体自主研发设计能力薄弱,先进制造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水平低,几乎所有工业行业的关键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国外厂商手中,依赖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提供的关键技术,受制于人。比如,中国的制药工业有90%以上的产品几乎完全依靠仿制国外产品;虽然2013年我国汽车产销首破2000万辆,分别达到2211.68万辆和2198.41万辆,稳居全球产销第一,但是,仍然需要用高价从国外购买发动机等关键部件的核心技术和专利;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空调生产国,2013年空调产量突破1亿台,达到11133万台,但是,压缩机和制冷剂等核心技术掌握在国外发达国家手中;IT产业的产量虽然处在全球前列,可是芯片技术、操作系统等也依赖于国外。我国科技的对外依存度在50%以上,远高于日本、美国的5%以下。比如,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材料、高档数控机床的数控系统、集成电路芯片、汽车制造关键设备,长期依赖进口。
2013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发明申请82.5万件,同比增长26.3%,连续3年位居世界首位。发明专利授权量达到了20.8万件,其中国内专利授权14.4万件,约占总数的7成。目前我国在光学、运输、音像技术等领域专利发明与国外仍有较大差距。例如在光学领域,国外拥有的发明专利数量为国内的2.0倍,运输、音像技术领域为1.8倍。从35个技术领域中维持10年以上的有效发明专利来看,国外在华专利拥有量是国内的4.4倍,电信领域甚至达到了10.8倍。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体系的建立亟待加强。
(二) 自主营销品牌缺乏
从全球价值链的价值分布来看,除了研发设计之外,品牌经营、市场营销及相关的生产性服务环节也是主要的增值点。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创立驰名的品牌商标和掌控战略性的营销网络,是提高企业利润的关键。我国制造业知名品牌企业的数量及影响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市场营销和战略管理能力薄弱,缺乏全球营销经验,只会打“价格战”,主要依靠国外分销商或合作伙伴的营销网络开拓国际市场。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只是国际知名品牌的加工厂,为外资做零配件加工和代工生产,没有自主品牌和供销网络。虽然中国已经进入全球三大制造强国阵容,但是,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不仅中国的知名品牌屈指可数,而且,中国企业无一入选世界机械500强前10名,前100名的中国企业仅有9家。
(三) 高水平人力资本匮乏
人才资源是我国制造业升级中必不可少的战略资源,大力培养和广泛吸纳高级科技人才是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虽然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规模大、科技人力投入增长快,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科技人力投入强度不高,科技人才队伍质量不高,严重缺乏创新型人才。
三、中国制造业升级的紧迫性
随着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不断上涨,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面对印度、越南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优势的竞争压力,产品价格提升的空间不大,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利润面临进一步被稀释的威胁,并且已经出现逐渐被取代的趋势。如果我国企业一方面丧失生产制造优势,另一方面在技术、服务等方面又始终落后于发达国家,那么,我们会在国际分工中被动地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同时,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高强度消耗和高密集化使用的资源给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我国应该定位在制造环节,以制造业为切入点,尽快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研发创新,逐步向技术、服务等高端环节过渡。
(一) 发达国家高端技术封锁与中国的后发劣势
发达国家的长期发展来源于不断的创新,出于国家利益的切身考虑,具有技术垄断地位的发达国家绝对不会轻易将具有领先水平的高端技术转让给中国。同样,跨国公司出于保持自身垄断优势的战略需要,会保持对技术、设计等关键资源与核心技术的控制,也不会轻易转让自己掌握的关键核心技术。因此,如果仅仅依靠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很难跨越与他们的技术差距。中国虽然可以通过引进国外比较成熟的技术来不断提高本土产业的层次与水平,但是,后发劣势的问题永远不可能通过提高技术引进水平的途径得到根本性解决。解决后发劣势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在模仿、消化、吸收的基础上,不断加强自主研发与创新。只有通过长期持续不断地创新,才有最终实现技术突破和经济赶超,克服后发劣势,不断向前沿高端环节迈进。
( 二) 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其他国家的竞争压力
中国制造业的“世界工厂”地位,主要依靠廉价的劳动力等低成本竞争优势的支撑。近年来,各地陆续出现“民工荒”现象,这不仅是制度性因素引起的结构性劳动力短缺,也具有人口结构根源。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逐渐减缓,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因素导致了劳动力的短缺,标志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完结,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刘易斯转折点正在到来。随着工资总体水平的较快提高,从事简单加工制造工作的劳动者的工资也呈现上升趋势,各地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制造业企业面临着劳动力供给不足和成本不断上升双重压力。在国际上,“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越南等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试图通过加入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活动中来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它们拥有比中国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对中国承接国际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构成了很大威胁。同时,“金砖四国”中的其它三国也保持着强劲的市场经济增长势头,带来了巨大市场需求,它们越来越成为发达国家产业投资和转移的重要对象,俄罗斯丰富的资源条件、巴西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印度独特的英语优势等都对中国形成了较大的竞争压力。
(三) 资源环境紧张与转变粗放式增长模式的需要
发达国家专注于价值高端的技术和营销环节,把大量占有和消耗资源的生产加工环节转移给发展中国家,进一步优化了自身的资源耗费结构,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承接了这些价值链低端的生产加工环节,制造业的发展是建立在高强度消耗和高密集化使用资源的基础上的,是以日益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这种长期快速粗放型发展使中国已经面临着非常严重的资源和环境危机。因此,要打破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恶性循环的关键,就迫切要求提高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技术水准和附加值,摆脱长期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困境,大力推进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