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有过这样的名言:“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说的是知识到运用的时候,才觉得平时积累不够;事情到亲自去做的时候,才知道其中的艰辛。拿我苗实来说,从1980年9月到2009年9月一直在读书,积累了一些知识,也就自以为掌握的知识不少了。可是,近三五年来连续创作,渐渐觉得积累还很不够,不少要用的知识没有掌握,才真正明白学无止境,即学习是终身的修行。对于后面一句,也就是说成就一件事,只有亲身经历了,才知道相当相当不容易。就以我要成为独立经济学家这件事而言,从2001年大学毕业放弃高中物理教师的铁饭碗以来,一直被人笑话着,家里在这种压力之下闹了不少矛盾,在深夜的被窝里我不知道暗自哭泣过多少次,不断地解释,不断地哀求,不断地为自己寻找继续苦读的机会,不断地劝慰自己理解自己争取自己激励自己,以便让自己坚定信念不放弃,就这样跌跌拌拌,就这样连滚带爬,就这样流血流汗,就这样伤痛煎熬,就这样日日夜夜,就这样勤勤恳恳,终于在多年的积淀之下,通过家人的大力支持.师友的悉心点拨和自身的不懈努力,先后提出了新三元悖论.大小经济学和新痛苦指数等三大经济学理论创见,著有《中国经济如是说》和《人生经济沉思录》,编有《中国经济指南》一至十六册。此时,外界的笑话逐渐在减少,家里自然和谐了许多,我不再那么苦无尽头的压抑了,一切的一切,才恢复了正常,回到了2001年以前的快乐生活。俗话讲,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可以说,过去十三年,我苗实的苦甚至超过红军二万五,我苗实的累甚至超过革命老前辈。如果有来生,求求老天爷,就放过我吧,再不要这样折磨我了!
当父亲看了我上面的抱怨后说,遭多大的罪,成多大的才,还应该庆幸老天爷的眷顾。回过头,我仔细琢磨,父亲的话有深刻的道理在其中。记得,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讲,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这段话,用白话文解释,是这样的:西伯姬昌披拘禁而演绎《周易》;孔子受困厄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国语》;孙膑被截去膝盖骨,《兵法》才撰写出来;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都是一些圣贤发愤而写作的。这些都是人们感情有压抑郁结不解之处,不能实现其理想,所以记述过去的事迹,使将来的人了解他的志向。就像左丘明没有了视力,孙膑断了双脚,终于不能被人重用,便退而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的怨愤,想留下没有实行的文章来表露自己的本心。
江湖人等,流言蜚语。可以说,我就会读书,也就这点本事。当然,单纯读书可能不是啥本事。但是,在这个基础上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那可就是本事了。从1980年9月开始步入校门,到2009年9月,总共29年,我一直在读书,众人也看不出我有啥本事,把我当作笑话的人不少。而从2009年9月以后,我不断出文章,各种探讨,引起轰动。随之,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在各位同行的激励点拨之下,先后提出新三元悖论.大小经济学和新痛苦指数等三大经济学理论创见,著有《中国经济如是说》和《人生经济沉思录》,编有《中国经济指南》一至十六册。回顾这么多年读书生涯,先有苦后有甜,先有耕耘后有收获,先有笑话不断后有掌声雷动,先有静气多苦读后有喧哗在网络,一点一滴,日积月累,数十年,终成大海。更进一步讲,成绩属于过去,一切还要从头再来。毕竟,我是年轻人,路还很长,需要改进完善的地方很多。正如人大经济论坛热心网友fwushi888所言,一直在论坛上很少发言,也一直关注论坛对苗兄的争议和看法。以下是个人对苗兄的看法和建议,我也不知妥不妥:其一,苗兄确实非常勤奋,这种精神确实值得大家的学习,我很佩服。其二,书也有多本,而且字数也不少,并不是为名利而出,这点我也很佩服。其三,需要指出的是,苗兄的思想和逻辑希望尽量往规范经济学路上走,或者通俗地说尽量有现实意义。一般而言,理论本身首先要自洽,即要符合逻辑,就如新痛苦指数:为什么失业率+通胀率+基尼系数能够相加,而且相加的权重是相等的?为什么选取这三个方面的指标,而不是其他方面的如房价方面的指标?等等。其次,理论还需要经历现实的检验,也就是说,放到现实中去,可以行得通,如果行不通,问题出现在哪里?我有没有改进的可能?个人意见,仅供参考,不对之处,请多见谅。对此,我苗实回复道,谢谢,我自当努力。
理论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具有接力赛的性质。譬如,一般均衡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它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亚当·斯密以深邃的目光揭示了私有制经济运行中的基本规律,我们现在形象地称之为“看不见的手”原理。到十九世纪末,瓦尔拉斯运用线性代数的工具为一般均衡理论构造了一个整体的的结构,从而实现了一般均衡理论从思想到实体的跨越。但是,瓦尔拉斯用代数方法建立起来的这个一般均衡理论大厦是不稳固的。因为对这个理论结构来说,一般均衡的存在性没有得到满意地解决。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如果该理论不能证明均衡的存在性,则这个理论体系就是无意义的,不能确定均衡的存在性的一般均衡理论无异于空中楼阁。但是,一般均衡理论并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和研究。直到阿罗和德布鲁1954年发表论文《竞争经济的均衡的存在性》,才使得存在性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阿罗和德布鲁运用集合论作为基本工具,对经济体制进行了抽象的整体数学的描述,通过对基本概念引入一些假设条件,证明了私有制经济存在一个竞争均衡。这样从瓦尔拉斯以来80年一直悬而未决的根本问题得到了解决,经济理论大厦的根基真正得以稳固。再譬如,中国的易经,也是经历了三大阶段,才得以完善。先是古者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作八卦。接着,文王拘而演周易,演绎64卦。最后,孔子五十而研易,纬编三绝,而为之传,《易经》乃成。可以说,这三人无法说谁的贡献大,因为缺少任何一人,都无法使易经得以流传。所以,我提出的新三元悖论(P).大小经济学(E)和新痛苦指数(I),只是理论完善的第一个环节,而其他环节则需要后来者努力加以完成。当然,我个人虽然资质愚钝,条件有限,但是仍然会继续努力去改进完善PEI三论。
有人问,您与林毅夫先生有何异同?想来想去,有七异七同。何为七异?其一异,林先生是服务于政府,走上层路线;我是服务于平民,走基层路线。其二异,林先生是学院派,阵地在高校;我是民间派,阵地在网络。其三异,林先生是南方人,为人圆滑;我是北方人,生性耿直。其四异,林先生是多地生活,经历丰富;我是久处一地,博览群书。其五异,林先生是国内外享有盛誉,影响广大;我是活跃于网络,轰动不断。其六异,林先生是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我是著书立说,有教化之功。其七异,林先生多为艰深论文,是雅;我写文章通俗易懂,为俗。何为七同?其一同,都是忧国忧民,富有理想。其二同,都有理论偏好,热衷创新。其三同,都是经济学家,全身心投入。其四同,都是传奇,争议很大。其五同,都是喜欢国学,传播国学。其六同,都是学问中人,多读深思勤写。其七同,都是思想活跃,崇尚争鸣。
有时候,我被极个别网友骂得很厉害,好像我扒了他们家祖坟跟他们有深仇大恨似的。话说,我写文章,发表作品,既不偷也不抢,更不违法,为什么他们如此待遇我呢?无他,价值观不同,甚至可以说,我认为是对的事情,在他们眼里都是错的。既然是错的,他们就要带着有色眼镜来党同伐异,骂臭批臭,永世不得翻身。枪打出头鸟,骂可能都是小事。如果是文革时期,势必遭批斗,打死你都极有可能。试问,他们这些非开明人士就完全能够代表高尚吗?不能。就完全能够代表正义吗?不能。就完全能够代表真理吗?不能。学者也好,独立经济学家也好,人大经济论坛巨擘级原创会员也好,都是我辛勤劳动的结果,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自封。而且,我有自己的理论创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有自己的代表作品,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大惊小怪,毫无意义。在《李鸿章传》的绪论中,梁启超先生写道: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之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云,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说句题外话,如果学术争鸣非得通过宣判死刑来解决,那结果只能是血流成河,生灵涂炭。
人大经济论坛网友好好玩啊问道,不发文章,怎么让别人理解?我苗实回应道,我所处的特殊环境,不可能改变,所以只能在网络上为社会大众写文章。而且,这实实在在是我的分内之事。要知道,体制就是一座高墙,个人根本无法跨越。如果把有色眼镜打碎,给我一个体制内岗位,那肯定要发正式论文。哪怕五年发一篇,我起码有书教有工资。但是,这是白日做梦,一点可能都没有。可以说,还是现实点,能够有自己的著作流传在世间,已经是我大为庆幸的了。说白了,从内在外在诸条件审慎权衡,我的目标就是成为像国内独立经济学家(即谢国忠.马光远.叶檀和余丰慧等等)那样的经济研究人士。他反问道,西北大学不好吗?为什么你就不能坚持?我解释道,我能够到西北大学学习听课,就已经很幸运了。而且,也实现了我的梦想。另外,我随时还可以去西北大学学习听课,想来也还不错。讲一个小故事,小鸡问母鸡:“妈妈,今天可否不下蛋,带我去玩啊”?母鸡道:“不行的,我要工作” “可你已经下了许多的蛋了”小鸡问。母鸡意味深长地对小鸡说:“孩子你要记住:存在是因为价值创造!淘汰是因为价值丧失。过去的价值,不代表未来的地位。所以,每天都要努力!”对我苗实而言,在未来的日子里,就是争取多出网络文章,多下蛋,不被无情淘汰。
经过这么多年(至少十八年)大大小小的争论,我终于醒悟,作为独立经济学家,为改革争是君子,为个人争是小人。试想,改革,再小的事都是大事,争得值得,即便头破血流;个人,再大的事都是小事,争得不值,即便名声大噪。更进一步讲,改革涉及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说有多重要就有多重要。如果能够争得改革迈前一步,就是功成名就。话又说回来,个人的事再重要,也是鸡毛蒜皮,不值一提,争也无益,反而害己。以后,不管极个别人多么嚣张无忌,多么欺人太甚,多么造谣中伤,一概不理,绕道前行,把自己的经济研究搞好,为深化改革架桥铺路。哪怕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是一颗能够发挥作用的螺丝钉,我的生命就是有价值的。可以说,必须确立这个信念,即我本人要力争为改革而争为荣,为个人而争为耻。相对改革成败利钝,小小个人之得失荣辱又算得了什么?说白了,前者重于泰山,后者轻于鸿毛。过去,我确实动摇过,浮躁过,愤怒过,一时冲动,有时候就是为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现在,我彻底忏悔了,浪子回头金不换,亡羊补牢未为晚矣。记得我的伯乐白老恩公说,人生最难五件事:一是顶得住压力;二是挺得住痛苦;三是受得起委屈;四是经得起打击;五是丢得起面子。对我苗实而言,这人生最难的五件事,都可以努力加以克服。蓦然回首,人生虽过半,我一定要抓紧时间,用有限的精力做有意义的事,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但愿明天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