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极县宰黄可润居官数事

　　　无极县志

　　在封建时代，地方官摄篆一方，施政敷教，其治绩的良否，为一地人民福祸所系。特别是，执县篆的父母官，官职虽小，但能否临民以德，解民之困，关系着一县百姓的命运。清代闽籍人出宰外省异县而政声卓著者，不乏其人，无极知县黄可润就是其中的一个。

　　黄可润，字壶溪，清福建龙溪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十一年(1746)任直隶无极知县，十五年(1750)调离无极。他学问渊博，勤政爱民，关心人民疾苦。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弘扬民族文化，正风俗，重礼仪，治绩斐然，民感其德。其人其事，《无极县志》，《畿辅见闻录》中多有记载，今擢其数事，以见其惠政。

教民打井　改造瘠地

　　无极县境东北，壤多沙瘠，不宜耕耘。黄可润重视水利建设，倡导井灌，教民凿井腴田。他认为井灌好处有三：其一，“北方土燥风高，春夏之交雨泽稀少，比岁皆然。故有井之地未雨可以播种，遇旱尚能支持；无井之地，一遇无雨愆期，已种者则日就枯槁，未种者则停耘辍耕”，若打井灌溉，“人力足补天时”。其二，“直属地亩惟有井为园地，园地土性宜种二麦、棉花。以中岁计之，所获利息，井地之与旱地实有三四倍之殊。”其三，“有井之地于引水浇灌时，必雇觅穷民代汲，……每逢旱时请工引水须用万余人，是以有井之家不特可资灌溉，抑且养瞻穷民。”因此，广为开井，农民乐利无穷。但是，打井需要资金，官府必须解民之困，“设法资其工本，俾广为开凿，普收实效”。经测算，每凿砖井一眼，大者需制钱一万三四千文，中者一万一二千文，小者七八千文。这项工本如何筹措？黄可润采取“有力者劝之，无力者借之”之法以解困。大井准借仓谷15石，中井12石，小井8石，3年还清。这种借仓谷作工本，按期归还的办法，农民极表欢迎，乐于打井。当年得井400眼。全县共地4000顷，原有井3000眼，以每年增加500眼、每井平均灌地50亩计，10年内可将全部耕地改为园田，其增产效果显而易见。使井灌在农业生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黄可润经常深入民间，考察打井，并给予鼓励。他对无极人民的打井技术深为赞叹，认为“其工妙南匠不能及也”。打井的步骤是，先“于开井处用长铁钎接至三丈余，由浅而及深，如探下土质潮润，始行开凿，遇沙砾则去之，而另探他所”。接着，在选好的井位上挖直径八九尺、深二三丈土坑，将五六寸厚木制圆形底盘放入坑底，然后于其上砌筑砖筒，砖筒高出地面五六尺后，用二三寸粗柳杆(每两根间隔二三尺)立放于砖筒外，用麻绳捆牢，开始落茬。有二三人在井底下挖，每挖三四尺下落一次，直到丰水沙层，是为沙底井。最后，将底盘稳定牢固。如丰水层较厚，可将竹管(或木管)插入其内向上透水。

　　无极人民在沙地凿井所用的铁钎探试井位——底盘砌砖成筒——落茬丰水层内——底盘稳定沙层的成井工艺正是18世纪无极人民创造才能的新发展，其得以广泛地推广使用，与黄可润的勉励和指导分不开的。

引种甘薯　佐食备荒

　　甘薯，也称番薯、红薯，白薯、山药，地瓜，是一种高产粮食作物。史书载，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福建人陈振龙从菲律宾携带薯藤传入中国，于闽中栽种成功。清乾隆十四年至二十二年(1749～1757)，陈振龙后裔陈世元将甘薯自福建引种至鲁、豫，直等省。原直隶总督方观承于乾隆十三年(1748)自浙江购买薯种，雇觅宁(波)台(州)能人来直，种植于天津各州县。

　　黄可润向无极引种甘薯的功迹不可磨灭。

　　黄可润初到无极，即“一一巡历闾野”，考察社会，发现人民生活有两点困难：一是县境东北绵亘40余里有40余村皆土瘠民贫，成片荒滩有待治理；二是县内粮食品种少，产量低，多是一年一熟，亟需引进新品种。黄可润祖籍福建，乃甘薯始传之地，于是，他以此地缺粮宜种番薯之事书告家人，家人遂以薯藤数筐附海艘至天津，转寄任所。黄收到薯藤后，教民将尺段薯藤用土压上，然后浇灌，很快生根、发芽，开花、结薯。但由于用南方藏藤为苗的传统方法，至次年春，因气候寒冷，藤苗皆冻干不可用。恰值黄可润回闽途经山东德州，考虑到该地与直隶接壤，贮种之法应宜无极，经多方查访，询得地窨(或称地井，八九尺深)可以贮种，遂从德州多聘老圃到无极传授技术，进而全面推广。

　　甘薯宜于沙地，面耐瘠耐旱，不用浇灌，一亩地可获千斤，有较强的抗虫性能；除作主食外，还可制作多种副食品。甘薯这些优点，加以黄可润“广劝种植甘薯，以为救荒之备”，很快遍及全县，相继传至正定府各县。

　　黄可润引种甘薯获得成功，是无极县农业发展史上值得一书的大事、要事。对于解决粮食短缺问题起到“佐谷食”，备荒年的作用。其勇于尝试，大胆探索的精神为人所赞赏；念民疾苦，关心群众生活的思想，世代为无极人民所敬仰。

劝民植树　造林防沙

　　无极县境西、南地多膏腴，民亦殷足。唯东、北木刀沟一带系沙瘠之区，可耕土地不及十分之二三，人民生活极其困苦。据此，黄可润决定劝民种树，改造沙荒。可是，百姓顾虑重重：一怕树大成材后地主、豪强见利忘义，仗势抢夺；二怕衙役，地痞互相勾结，巧立名目，敲诈勒索；三怕贼人偷盗，牛羊践毁。黄可润针对百姓顾虑，断然订定章程：凡有主之地，令本人栽种，限期栽满，否则就地均分，永为种树人所有；凡无主之地，由官府按家资裕困，劳力多少情况分配，上户30亩，中户20亩，下户10亩，“树与地皆为自己永久之业”。严禁偷盗作践，违者必惩。明确权属，官府发给印票凭证，永不起科纳税。各乡遴选家资殷实，办事公道者为“练长”，负责监督执行。

　　章法既出，百姓欢腾。黄可润“每岁二三两月劝民栽植高大柳条，七八两月大雨后劝民压种树秧，皆亲行经理查验。”为使荒地得到充分利用，还仿效深泽、束鹿等地经验，在林株之间引种丛生灌木地丁，既可宿根防风固沙，又可收取枝条用作烧柴，落叶入泥腐殖，还能改良土壤，对农民大有裨益。

　　植树造林收效虽在数年之后，但此举实为尽地利之美政。经过几年的努力，所植树木“大者已成林，小者亦畅茂”，昔日一片荒沙不见青草，今天则缛绣弥望，一派青葱，见树不见沙。林间隙地还布种杂粮，民生渐有起色。总督部院盛赞黄可润：“种树障沙一事已经行有成效，使民乐从，有益贫民。”正定知府郑大进亦给予褒奖。无极县民感念其德政，把这些树木称作“黄公树”。还在署衙内建立《邑侯黄公种树碑记》刻石一方，永志不忘。

去任不忘修志　为后来者资政

　　黄可润深知：“古之为政者，欲尽心乎一邑之治，则必审形势之所底，观风气之所宜，鉴往昔之得失，民俗之张弛，缓急而次第布之，厥惟邑之志乘是征”。因此，他下车伊始，首先查询地方文献典籍，了解风土民情，得清康熙元年(1662)高必大《重修无极志》，翻阅再三，深有所得。但此志编纂时间已隔84载，不禁感慨系之。遂采集正史，类书、地方志、文物考古、档案、文集、笔记，调查实录和稗史等资料，于乾隆十三年(1748)拟定篇目，设计框架，着手编纂新无极县志。因旋调别地大城任职，故一直搁笔未动。乾隆十六年(1751)其父病逝，“农夫士子犹诵治声”的无极县民，派出代表前往吊唁，慰问之余，恳请黄公完成这部县志。黄可润时已离开无极，仍以此事为己任。抵家释服后，摅虑征引，折衷校雠，竟其全功。

　　黄可润编修无极县志，定有《凡例十三条》，其中一个重要观点是力主“教养二者为国计民生之大，故编中凡农田、水利、种树、赋役及学校、风化皆提出关键，以备讨探”，因而县志中将有关经济、生产内容置于显著位置，详陈实情，提醒人们兴利除弊，扶正祛邪，这在旧志中是不多见的。

　　《无极县志》全书十卷末一卷，11方言。卷首有正定知府郑大进等人序言和自序，次舆地图2幅，又次凡例，再次为正编。正编分地理志(包括沿革、疆域、分野、山川、风俗、古迹、社里、纪事)、建置志(包括城池、公署、学校、坛庙、武备、仓廒、牌坊、桥渡、义冢)、祀典志(包括秩祀、群祀)、灾祥志、物产志、田赋志(包括盐引、马政)、秩官志、宦绩志、人物志、艺文志、附录(包括条陈、辩论)。

　　该书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刻本印行。中宪大夫宋宗元称道：“余观此地邑乘，惟当平湖陆清献(陇其)《灵寿县志》为卓绝。……乃今得同年龙溪黄君壶溪无极县一志而窃喜，陆志之幸获其匹也。”